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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邓大军的日子还是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这里连年混战，国共双方在这里拉锯几十年，大别山人民少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无论是对付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了经验。实际上这些经验也就是“坚壁清野”，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把自己家里的贵重物品、粮食转移到山上，或者在房前屋后埋起来。后来成为了军队著名作家的徐怀中，当时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他在新县浒湾区一个乡的武装工作队工作时，由于患了“雪盲”，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亲眼目睹了房东把存下来的粮食在房前房后分散埋藏多处，一处只放很少一点，即使被挖去了，别处的还在。他每次取回一点稻谷，就像是偷盗似的，要趁夜去，四下看看没有人，赶快起出来，还要把现场料理的一点也显不出来。
国民党军还好说，这里本来就是它的统治区域，背后还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补给不够，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面运来。这对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来说，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刘邓大军的处境愈加困难。
如何找到这些被藏起的贵重物品、粮食，部队动了许多脑筋。到了一个村庄，炊事员、司务长就拿根棍子，把头削得尖尖的，看看哪里的土是刚翻出来的，就使劲地戳，有时挖出来一看，就是一罐或一箱子粮食。挖出来以后，把老乡找来，战士们给他讲道理：“我们是解放大军，不会白拿你粮食的，给你开个借条，将来会还你。”然后给他留一点，其余大半都拿走了。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次找了半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司务长正发愁，炊事员的眼睛却亮了：“司务长，你看那座新坟。”司务长一看，在村边的几座坟旁，有一座看来刚埋不久的新坟。他瞪了一眼炊事员：“有什么好看的，咱们总不能吃死人吧！”炊事员说：“司务长，你不觉得这座坟很奇怪吗？”司务长再仔细一看，果然这座坟周围干干净净的，就连烧纸钱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司务长的眼睛也亮了：“这里面埋的不是人，肯定是粮食。”两人商量了一阵，叫来几个战士，偷偷地把坟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的粮食。
为了搞到粮食，有些战士就向老乡连哄带骗，老乡也屡屡上当。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有个侦察员叫赵石子，鬼点子多，别人在忙着找粮食，他拿着一个望远镜站在村口，对着外面的山坡看了一会儿，回头吓唬老乡：“我看见你们粮食在那里藏着。”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那个山坡，又说：“你们要是拿出来了，我们要一半就行了，要是让我们自己挖出来，我们就要全部借走了。”老乡不知道望远镜是啥玩意，以为他真看出来了，忙慌慌地去把粮食拿出来了。赵石子还很高兴，以为首长会表扬他一下，谁知政治处主任张镰斧知道后，把他叫来臭骂一顿：“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欺骗老乡吗？你这是搞迷信，你算不算共产党员？把望远镜给我交出来！”赵石子被熊得脸红脖子粗，乖乖地把望远镜拿了出来。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三营副营长宁保喜回忆说：
那时我们营里都成立了筹粮队。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筹。上面就来人介绍了许多经验，教我们如何找到粮食，如何让地主交出粮食。我记得他还鼓励我们，说是某某部队住在地主家，地主的媳妇有事没事就来他们住的房子里转转。部队起了疑心，怀疑这间房子有鬼，果然一敲墙壁，里面是空的。打开一看，是个夹墙，中间放满了粮食、金银财宝，部队有粮吃了，款也筹到了。
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一次住在枫树湾，部队没吃的，司令部有个参谋就对通信员说：“这家看起来有钱，像地主，把他们家的小鸡捉起来。”几个人上去，把人家的鸡全部捉起来杀吃了。打土豪本来是政治处的事，但团长苟在合看着政治处打土豪搞来不少东西，司令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对我们这些参谋说：“政治处都在打土豪，你们也要干。”我们一听，商量了一下，村里的土豪都被政治处打完了，我们就只好打房东的土豪。房东家的人跑完了，只留下一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他家什么人，我们给他要布，他说没有，还说我们像土匪，连国民党军都不如。战士们就生气了，把他吊起来，问他有布没有，他还说没有。战士们就把他吊着打了一顿，屎尿都拉了一裤子，这才把他放下来。我们就挖他家的地，看看是不是埋有东西，虽然不是挖地三尺，但也够深的，也没挖出什么，就是一些小硬币。苟在合知道了，把我们臭骂一顿，批评了我们一顿。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一团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征粮筹款很难，用正当的办法根本办不到。我们就在白天观察好，看看这家像地主，晚上就到这一家里，地主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也没找到东西，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食藏在哪里了，你给你父亲写封信，我们先把你带走，你父亲什么时候把粮食交出来了，什么时间就放你。”我们带着他跑了两个月，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天天在屁股后跟着，我们还带了10多个恶霸地主，也是让他们家人拿粮食拿钱来赎人。上级就命令我们，说要把他们处理掉，带着是累赘，放了又怕他们去给国民党部队报信。那还是半夜，怕暴露目标，也不能开枪，战士们就在路边把那10多个恶霸地主用刺刀捅死了。地主小孩跟我们两个月，我对他有感情了，事先对那个班长讲：“这个小鬼，没有什么事，你们不能把人家也杀了！”班长说：“你放心，我知道的。”第二天我跑去问他，他说是放了。
部队中牢骚怪话也多了，其中有句牢骚流传很广，也很形象地概括了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生活：“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倒，走错路了没向导，吃糠米，铺稻草。”
上面讲到的找向导也是一件让部队头疼的事情。大别山的地主武装多如牛毛，谁和解放军接触谁就要倒霉，这让部队找个人当向导变得非常困难。要想找到向导，必须得有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敲门，一个在屋后边去堵。抓住后，让他当向导，有的说自己眼睛不好，不能带路，有的说：“不行啊，我家没有劳力，我还要到田里干活去。”战士们讲：“给你两块银元，帮我们带一带吧。”但就是这样，老乡也怕国民党报复，还不带。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曾经抓了一个向导，问他附近有什么敌情，他说不知道，问他地方，明明离这里不远，他也说不清楚。走到半路时，他捂着肚子说要解个手，然后顺着山沟提着裤子就跑，有个参谋眼明手快，开了两枪，他吓得不敢跑了。战士们把他抓回来，这个参谋气得让战士们上去打了他一顿。政治处主任苗兴华看见了，喊道：“给我住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个参谋站了出来：“是我让战士们打的，谁让他还想跑！”苗兴华瞪了他一眼：“你还有理！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个解放军？有你这样找向导的吗？你不会讲道理，做工作嘛！”那个参谋不服气地顶了一句：“我就是这么找的，你们当首长的说得好听，有本事，你们找向导去！”苗兴华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只好走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侦察排长王道士，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他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有一次侦察排找了两个向导带路，谁知这两个人带了两三里，路过一个拐弯时，一弯腰就往山里窜。王道士叫了起来：“回来，给我回来！你们拿了钱还要跑！”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山里跑，眼看就要不见了，王道士夺过战士的冲锋枪，一下子把这两个向导打死了。政委郝培苗立即让人把王道士绑了起来，要就地枪毙。团长唐明春不干了：“这两个人说不定就是土顽，打死了活该！王道士是个老红军，又能打仗，犯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怎么处理都行，就是不能枪毙！”争执了半天，只好把王道士的排长职务撤了，给了一个处分。但王道士因为作战勇敢，不久又恢复排长职务。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后，侦察排的一个战士因为偷拿了一个俘虏的手表被关了禁闭，他就找茬对指导员骂骂咧咧，动手打了指导员几个耳光，还让副排长也去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这是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事件，捅到了尤太忠、邓小平那里，这时正好又遇到全军进行纪律整顿，撞到了枪口上，执行了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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