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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从岳城渡过汝河的十七旅,听着从大小雷岗方向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枪炮声,李德生知道十六旅、十八旅方向遭遇了重大敌情,他果断命令十七旅向汝南埠攻击前进。纵队同样内容的命令也很快到来了。十七旅直插汝南埠东南,投入战斗后,击溃敌军一个营。
敌八十五师遭我两面夹击,惧怕被歼,不敢大胆再攻,缓解了十六旅的压力。
经过一个上午激战,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气概使敌人有了动摇,尽管敌冲锋号吹了几遍,而它的士兵却始终趴在地上不敢向前半步。尤太忠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命令四十七团团长安仲琨先集中火力杀伤敌人,随后令四十七团两个连和旅预备队五十四团一个营从敌侧翼勇猛反击。顿时,敌溃不成军,弃尸200余具,狼狈回逃。
十六旅的战斗持续到下午1点多,敌人再也无力发动进攻了,只是不时地用远炮和飞机骚扰一两下。尤太忠举起望远镜,敌人阵地上一片狼藉,士兵抬着伤兵,挖着战壕,收拾着尸体……
南下大军紧张地渡着河,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轰炸,但战士们顾不得多少,顶着弹雨,拼命地奔跑着。韦杰站在桥头,嘶哑着嗓子,使劲地喊着:“快过,快过,不准停留!”十八旅的一门山炮卡在浮桥上,怎么也过不去,挡住了去路。队伍挤在了一起,韦杰急得头上冒汗,冲着炮兵连连长刘占魁喊:“把它推到水里,不要停留!”刘占魁也急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着骡子,骡子挨了一鞭子,猛地一窜,山炮动了,可差点掀到水里,又是手忙脚乱一番,这才把山炮驮到了对岸。十八旅作战科长赵尚祥看着这些笨重的家伙就头疼:“刘占魁,把它们甩掉!”刘占魁虽然答应了,但还舍不得了,偷偷地又把这些山炮带上了。
到了下午4点,4万多南下大军,200多辆大车,几乎都已经通过了汝河。十六旅也开始准备南撤。
原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回忆说:
当时我正在整理队伍,看见韦杰还站在河边,愣愣地看着汝河,一脸沉重。我忙跑了过去,对他说:“韦副司令,部队要走了。”韦杰抬起头,看了看我,问我:“部队过完没有?”我说:“快过完了,没多少人了,韦副司令,你也走吧!”韦杰摇了摇头:“你们先走吧,我要看着最后一个人过了汝河。”我那时并不知道韦杰受批评的事,只是觉得韦杰的心情有些沉重,我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先走了。一直到1987年,我和肖永银聚到一起时,肖永银给我说起了这件事。他还说:“韦杰那次是想坚决打过去的,是我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准备绕道走,让他挨了首长的批评。”我这才明白韦杰那天为什么那么心情沉重了。
十六旅后卫四十六团最后过河,通过浮桥后,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着工兵、侦察分队将浮桥炸掉。下午6时许,敌人已到达河北岸。
十六旅血战汝河,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尤太忠一一看望这些伤员,伤员们挣扎着问他:“旅长,我们大部队都过去了吗?”尤太忠握着他们的手:“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大部队已经过去了!”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因为他知道,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部队要强行军赶上大部队,十六旅只能带走一部分轻伤员,这些重伤员只能丢弃,留在汝河岸边了。丢弃伤员的事,对每一个伤员的精神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对每一个不是伤员的战士的心灵也是一种强烈震撼,但同时,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战争的必然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扔下伤员不管的。我们据此也可以想象这场发生在汝河南岸战斗的残酷。
这事其实也并不是第一次,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霍丘城失陷,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只得下令丢掉数百伤员突围,最后突出重围的也是少数人。同样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四方面军血战柳林河,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名伤员,被迫丢掉。长征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伤员也为数不少。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苦战百丈关,损失惨重,在翻越夹金山时,被迫丢弃伤员一千多人。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当年十六旅的会计赵歧贤留下来参加了处理伤员,他回忆说:
那些伤员真惨啊,这不比在解放区打仗,一个战士可以动员两个民工支前,负了伤,有担架抢救。在这里,只能给他们简单地包扎一下,对他们说:“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就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给了他们一些钱,有些是银元,有些是中州票,让他们能走的就走,能爬的就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战士们也很听话,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也有的不愿意离开部队,给他钱,他也不要,抱着你的腿,哭着哀求你:“求求你了,把我带走吧,我还能打仗!”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有的也哭了。可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那些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插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后来大多数没有了消息,也有个别的回到了老家,也有的又找到了部队。
这批留在汝河边的伤员,结局还好一点。我们走了以后,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就赶过来打扫战场。其中的一一旅旅长廖运周是个地下党员,他把这些伤员收拢起来,留在了一一旅。廖运周的一一旅后来改编成一一师,在淮海战场上起义了,正好又是我们六纵接受他们起义。一一师过来后,不少人跑出来,扑在战士身上就呜呜地哭了。我们一看,怎么这些国民党兵这么激动地扑过来抱着我们就哭了?再仔细一瞧,都是在汝河边受伤的同志,我们那个激动啊,都又哭又笑的……
天助刘邓
8月26日,刘邓首长和六纵一起赶到了淮河,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个关口。
渡淮河也是在和敌人抢时间,其紧急程度丝毫不亚于血战汝河。蒋介石此时已经明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日夜督促国民党军加紧追击,距离刘邓大军越来越近。
刘邓大军南渡淮河充满了传奇色彩。
当年六纵的敌工部长卢耀武,后来成为了一名闻名全军的作家,他在《挥军渡淮》一文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在大别山群众中流传的神话:有的说是五黄六月,下着棉花疙瘩那样大的雪,解放军踏着冰封的河面越过黄河和别的大河来的;有的说是每人背了一个大葫芦飘浮过这些河流来的;又有的说,是起了一阵大黄风,把刘伯承将军的六十万人马满山遍野地一刮就刮到大别山来的。
8月26日,我中路大军全部赶到了淮河北岸。淮河发源于河南南部的桐柏山,流经豫、皖、苏三省,在中原是条大河。每年的5月至10月是这条河的高水位期,连续几天下了急雨,宽宽的河面上泛着浊浪,水流湍急。五十三团赶到后,
团长蔡启荣感到一筹莫展。渡口没有船也没有人,看着宽宽的河面,也不知深浅,周围有没有敌情,也不清楚。蔡启荣用望远镜看了看南岸,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但他还不放心,派了两个侦察班,泅水渡河进行侦察。
刘邓大军渡淮遗址
站在淮河岸边,蔡启荣指着远处的山,兴奋地说:“那就是大别山,东南方向就是我的家乡商城县!”战士们兴奋地叫了起来:“到了!到了!过了河就是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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