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 向南！向南！(4)

    三纵七旅在夜渡沙河

    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告急，纷纷报告民团、保安部队被共军大部队收拾了。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有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解放军路过后，捡到了一份丢失的地图，竟然是湖北省的！种种迹象表明，共军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蒋介石急忙命令顾祝同，从开封移至郑州坐镇指挥，除督促北面的国民党军尽快追赶解放军外，还命令乘火车到了平汉线南段的吴绍周的八十五师，立即在确山下车，返回汝河南岸堵击。

    刘伯承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刘邓大军过了沙河后，刘伯承立即指示各纵队：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各部队要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但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火炮和车辆被埋藏和炸掉的并不多，有的首长几次命令炸掉，但都推脱说没炸药，始终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强渡汝河

    大军出动，最怕的是过河。在历史传说中，李闯王为了带兵渡过黄河，一夜愁白了头发。历史上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在陆地上驰骋沙场，却在江河上栽了跟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在鄱阳湖大败湘军，几乎让曾国藩投水自尽，最后却在大渡河被地方土司武装挡住了去路，全军覆没。

    对刘邓大军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指战员大多数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就是单兵过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车炮弹药等辎重，遇到河流，最让人头疼。最麻烦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间耽搁不起。

    强渡汝河，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刘邓首长是跟着六纵赶到汝河岸边的。

    8月23日，一纵、二纵、三纵顺利渡过汝河，三纵并且已经抵达淮河岸边。六纵是最后一支渡过汝河的部队，纵队副司令韦杰带领十八旅为纵队先遣部队提前出发，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开辟进军道路。

    十八旅刚赶到汝河岸边时，旅长肖永银开始并不觉得汝河有什么特殊，这条河并不宽，有60米左右，水流也不急，在1:5000的军用地图上它也只是一条细线而已。

    十八旅前卫五十二团赶到汝河岸边时，已经天黑了。

    原十八旅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回忆说：

    我们赶到汝河时，我先去看了看地形，河倒不是很宽，就是水速比较急，还比较深，只听见河水哗哗地响，也没什么特殊情况，对岸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这我们也习惯了。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我把防务部署好，刚要准备休息，接到了肖永银的电话，他对我说：“你们想办法立即派一支部队过河，构筑掩体，掩护部队过河，汝南埠有些土顽，问题不是太大，你们把它解决掉。”

    千里跃进大别山（曲谱）

    我找到几个团领导研究这事，团长是李少清，他对我说：“老沈，你先带一个部队过去。”我就去了三营，找到三营长郑学文，把这个意图给他讲了。这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要去找船。我对他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船？咱们就用土办法，用高粱秆、柳条子，捆上门板，铺在河上。”我们很快就做成了几个，就像木排那样的家伙，但一放到水里，就被冲走了，只能用绳子拖着。然后我们找了几个会游泳的，大概有一个班，带着轻武器过去了。到了对岸，除了有零星的枪声，也没什么情况。我们到的是小雷岗，接着就做工事，向大雷岗延伸，电话线也架起来了。三营也都过了河，这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进入了阵地，半天没动静，我们派出了流动哨，向村庄搜索，村庄有一些土顽，我们很快就把他们赶走了。

    上午基本上没什么动静，中午，突然有敌人向我们打炮，有的炮弹把村庄也打着火了。汝河南岸敌人大批部队已经赶到了，公路上尘土滚滚，人喊马嘶，敌人的炮兵、步兵、马车，黑压压一大片，沿着公路从西向东源源不断的涌来。我看了看表，这时是中午12点。我忙给旅里打电话讲：“敌人正在行军，这是打敌人的最好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冲它一下！”是旅参谋长邢荣杰接的电话，他说：“好，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就在那里等，但一直没消息，我只好再打电话，邢荣杰已经不在了，是一个参谋接的，他对我说，参谋长给旅长汇报去了。敌人在行军和渡河时是最好打的，我这时很想带部队上去打它一家伙，但那个参谋说：“你冲一下，暴露目标怎么办？”我们只好再等，一直到下午，敌人进了村子，站稳了，并且还开始零零星星地向大小雷岗打炮弹，但估计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也不大清楚，也没什么大的动作，属于袭扰性的。

    这时，汝河岸边，另一场架设浮桥的战斗，也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十八旅工兵连和十六旅工兵连并肩战斗在一起，工兵战士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下午3点多钟，架起了一座能通行车马的浮桥，为后续部队过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飞机也来了，开始俯冲轰炸，浮桥又被炸坍了。肖永银命令工兵连长：“再给我架！”工兵连长很为难：“老乡的门板都用上了，没有木料了！”肖永银瞪了他一眼：“那么多房子是干什么的？”工兵连长立即带着战士跑到附近的村庄，老百姓早在大军到来之前跑光了，眨眼之间，工兵连就把一个村庄的房子拆掉了，木头和木板被运到河边，继续抢架浮桥。

    天黑后，十八旅指挥所移到了离桥头只有100多米的一个小村庄。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来到河边，观察敌情，只见南岸满天通红，敌人在对岸连绵30多里的村庄，放起了大火，房屋烧着了，草堆烧起来了。肖永银后来回忆说：

    望着这连天大火，我想得很多。这几十里长的火光后面，到底有多少敌人？敌人是否还在增多？下一步怎么办？打过去？摸不清敌人的底；新的情况报上去之后，由于联络中断，还没得到指示。等吗？如果敌人继续增加兵力，巩固工事，就更难办了。一大堆的问题压得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在采访肖永银将军时，他曾坦率地告诉我们：

    当时韦杰也很着急，他给我讲：“我看应该坚决打过去，是不是把部队都放出去打一下？”事后来看，他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我那时觉得敌情不明，想得太多，就对他说：“你知道对岸有多少敌人？我们摸不清敌人的底，打过去是不是很危险？”我当时有点急，说话有点冲，韦杰皱了皱眉头，走到了一边，不再吭声了。我把尤太忠拉到了一边，商量了一下，我就过来对韦杰说：“我们是不是绕到汝南埠东边十七旅那边去过河？”韦杰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命令部队停止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