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7 康熙试剑(2)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们。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骂他“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这些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

    其实，谈论吴三桂，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位并不是很了解吴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听我介绍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至最后身败名裂的故事后，沉默片刻，便断然评论道：“所有的女人都会渴望这样的爱情！”假如她的话真能够代表占人类总数50％的女人，我们就势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国人在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虑了？

    当一种制度与文化，时不时就要把人逼到必须进行选择是要自己合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与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活着还是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的人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但，若是出自人的心肝，能说出来这样的话吗？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与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然而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吴三桂——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的翻脸无情、政治上的翻云覆雨，他们见到的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75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900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2000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为了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的劳民伤财了。（刘键《庭闻录》，卷四。）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但是，不管怎样，到康熙亲政之后，昔日开国之功臣，已变成今日皇家之大患。三藩问题肯定令玄烨忍无可忍、寝食难安。而吴三桂，于功成名就之后，全无家国之情怀，不惜将刚刚熬过半个世纪战乱、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推入战火。就凭这一点，纵然他有千条万条理由，这厮也够得上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康熙十二年三月，七十岁的定南王尚可喜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允许他带领一批年老的部下返回辽东老家海城居住，王爵由长子尚之信承袭，继续镇守广东。康熙接到奏疏大喜，立即命令众臣商量处置办法。最后，决定借机撤藩，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并以父在不能由子承袭为由，命令尚可喜部全部撤回。

    这个决定作出后，吴三桂与耿精忠也相继上疏，请求撤回安置。吴三桂的一位谋士建议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决不要自己提出撤藩。免得授人以柄。据说，吴三桂怒吼道：“我就是说了，皇帝也绝不敢真撤，我就是要自己提出撤藩，消除他的怀疑。”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刚刚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竟然会断然下令，全部撤藩。皇帝的理由是：“吴三桂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现在是撤他要反，不撤他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后，正式下达撤藩令。八月二十四日，派专使前往昆明、广东、福建，命令三藩所有官兵及其家属全部北上，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着手解决安置事宜。

    吴三桂可能是在接到皇帝的撤藩诏书后，立即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

    从史料中看，吴三桂下这个决心和他的一个判断有关——大清朝的开国雄杰已经凋零殆尽，多尔衮、多铎病死了，代善、济尔哈朗老死了，阿济格、豪格、苏克萨哈让他们自己杀死了，鳌拜在大墙里面被幽禁死了，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范文程老病而死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死的死老的老，即便不死，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大约也在和自己想着同一件事情……放眼天下，哪里还有能够抗衡自己的强力人物？

    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常年住在北京，其夫人是康熙的姑母和硕建宁公主，实际上等于是人质。吴三桂派人秘密入京，准备接应吴应熊出京。同时，他一边假模假式地和康熙皇帝讨价还价，抱怨中央政府安置自己的土地太少，一边和皇帝特使约定启程时间，同时封锁了云南进出内地的险关要塞，一切人等只许进、不许出，违令者一律就地处死。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吴三桂下令起兵，并杀死誓死不肯参与叛乱的云南巡抚朱国治。这个朱国治曾经在江南为官，素有酷吏之称，名声很糟。此次为吴三桂所杀，遂成就了他的忠义美名。

    十二月一日，大清云南同知刘昆当面痛骂吴三桂“在明亡明，事清叛清，两朝乱贼，天地不容”，吴三桂还是率领二十万大军，揭起北伐的叛乱之旗。终于把他自己定格成了一个乱臣贼子的形象，从此，再也没有可能洗脱这个恶名。

    二十一天之后，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反对撤藩的官员如索额图坚决主张杀死力主撤藩的明珠等人，“以正国法”。明珠等人惶恐无地，不知如何是好。康熙皇帝此时的表现坚定坦荡，极有担当。他对群臣说：“其他人没有罪，这是我的主张。”他说：“我从小就知道，三藩的势焰越来越大，不可不撤。怎么可能因为吴三桂造反就诿过于人呢？”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号称明君，却在“七国之乱”时，杀死力主削藩的晁错，从而铸成千古笑柄。如今只有二十岁的玄烨，具有如此磊落的胸襟，比较起来高下立现，的确是不同凡响。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曾经率领大军打到了南京仪凤门外。当时，玄烨的父亲福临惊惶失措，一度准备放弃北京，退回到山海关外去，受到孝庄皇太后的严辞呵责。后来，又拔剑砍剁御案，准备御驾亲征。当时，顺治皇帝福临已经二十二岁。如今，康熙皇帝面对的局面比当年复杂危急得多，他的表现，也比他的父亲出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