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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城邦而能自存的，要么是高于人的神，要么是低于人的禽兽。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以人际关系来界定政体。比如，他说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基于父子关系的政体是君主制，基于夫妻关系的政体是宪政制。父权的统治，有着父对子那种先天的绝对权威。夫对妻虽然也有统治的权力，但这就像宪政制中统治者也要以不同的名字来区别于被统治者一样，大家本质上还是平等的。（Aristotle: 1988-1999.）具体而言，古雅典的男女绝对是不平等的。不过，夫妻关系的确立，毕竟建立在双方家族同意的基础上，不像父子关系一样是先天的。你或你的父亲可以选择你的丈夫，但你无法选择你的父亲。宪政下的老百姓，并无法摆脱被统治地位，但能够选择谁来统治自己。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甚至称优秀的妇女能够充当护国者（即统治者）。《理想国》的英译者之一Allan Bloom注意到，在古希腊文中，指代人的一般性词汇是anthrōpos；指代男性的词汇则是anēr。表面上，anēr比anthrōpos更尊贵，代表着一个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参与人类活动（如政治、战争）的男性；而anthrōpos仅指代能参与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的人。但是，在更深层上，如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第五章所指出的，最好的政权和最完美的人，是由男女两性综合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anthrōpos则高于anēr。（Allan Bloom: 441-442.）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构成政治秩序的人伦秩序就和儒家有所不同。比如，柏拉图在《会饮》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波斯是个专制帝国。它会诋毁爱情(指男同性恋的爱情)、哲学和体育。因为统治者不希望看到被他们统治的人民怀有自己的个人野心、彼此结成牢固的纽带。而这些也正是哲学、体育，特别是爱情所培育的东西。雅典的僭主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也直接学到了这一课：Aristogeiton和Harmodios对彼此爱情的忠贞不渝，使僭主的统治有了一个悲惨的结局。”(Plato: 467.)
这里的Aristogeiton和Harmodios，就是一对男同性恋。雅典人后来相信，他们为了爱情刺杀了试图把他们拆开的僭主，进而给了民主以机会。于是他们成了雅典人心目中半神式的民主之父。当然，这套信仰和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精英文化中流行的同性恋风气有关。公元前五世纪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平民文化渐成主流，同性恋也在雅典慢慢淡出时尚。这一复杂的过程，在流行文化（如瓶画）中表现得很清楚，容日后另文讨论。在精英阶层中的柏拉图(公元前429-347)，自己恐怕还是个同性恋者，对Aristogeiton和Harmodios的时代还十分怀恋。(Julia Annas: 150.) 等到了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已经不会拿同性恋的感情作为政治伦理来讨论。不过，亚里斯多德在其两部《伦理学》中，把友情描绘为城邦伦理和政治秩序的基础。这种友情，其实就是把性爱的因素从公民之间强烈的感情（当时有投票权的公民全是男性）中排除而已，并且也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这一点，我不妨留后面讨论孔子的“无友不如己”时再进行细致分析。
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把友情还是把孝道当作政治秩序的伦理基础，在政治哲学上的后果是什么？目前关于中西文化，尚有许多未经反省的流行观念，比如中国文化讲究群体主义，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中国文化注重家庭，西方人则“没大没小”，等等。讨论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将这些谬误一并澄清。
比如，古希腊人并非不重孝道，而且恐怕比中国人更注重群体。只是他们的政治哲学的伦理基础，和以孝为本的儒家构造不同而已。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描述了雅典立法者梭伦周游世界时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国王Croesus的一段对话。吕底亚当时被视为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在Croesus手下也正如日中天。Croesus久闻梭伦的大名，于是向他炫耀自己的王宫和贮藏的财物。等梭伦参观完毕，Croesus迫不及待地问：“听说你是最有智慧也最见多识广的人。以你看来，谁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他其实心里早有自己的答案：此人非他自己莫属。但梭伦的回答出人意料：最有福气的人，是雅典人Tellus。因为Tellus不仅子孙满堂、个个健康茁壮，而且自己的城邦也非常繁荣。他生命最精彩的一刻是，他在和邻邦的一场战争中，突袭敌阵，把敌人打得大败，自己壮烈牺牲。雅典人就在他倒下的地方为他举行了公共葬礼，给了他巨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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