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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揆”在农村还是根深蒂固，最后成为老百姓“闹事”（即所谓“群体事件”）的主要形式。比如一个村子冒死越级投诉，即“越诉”，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上访”，在当时属于违法的。更不用说这种“越诉”常常伴有暴力行为。村民知道官府要惩罚，就在诉状上按“一揆”的文书样式，大家围着大圆圈签字。官府于是找不出头领，也只有法不制众了。甚至在江户时代前的中世末期，村里公共集会和讲演乃至携带武器的权利就很发达了。农村的这种平等精神和组织结构，在明治时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至今仍然被视为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资源。二战后日本占了个便宜，因为美军占领，白拣了个民主。但是，看看现在的世界，被美军占过的地方有几个能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来，日本还是有“一揆”这样的本土资源，使民主制度顺理成章地确立。
相比之下，中国这两千多年，皇权不断扩张，官僚机构的手越伸越长，民间的草根组织无从发展。我研究中日历史就深有感触：研究中国史，比如清朝，中央档案汗牛充栋，说明上面的官僚机构复杂，必须靠文件才能运转。但到了县以下，几乎什么档案文书都没有，说明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结构，根本不用文献。再看江户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献也许赶不上我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东西气派，但村文书异常丰富，甚至农民的小本经营也有详细的帐本。这说明人家一个小小的村子，机构复杂，非得有文件不能运转。要知道，政治架构是必须有等级才能运转的，连最民主的社会也是如此。但社会关系可以以平等的概念来规定。我们这里的资源，都被吸进政治架构，即从村子里被吸到中央的衙门中，最后导致草根社会败落，社会被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的等级，塑造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活。我们的心理现实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级化了。
孝和爱最大的不同也就在这里。孝是描述和强调一种纵式人间的关系。爱是描述和强调一种横式的人间关系。中国人重孝，西方人重爱，这从孔子和柏拉图就开始了。这多少是适应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这也是我后面要讨论的问题。
一个被孝所规定的纵式社会，并非没有横向的爱欲。只是这种爱欲被压抑了，乃至有许多心理畸形。一旦纵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动摇、失范，爱欲就会奔涌而出，形成爱的文化。
我们不妨谈谈2005年10月去世的百岁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当然和他晚年“讲真话”的人格有关。但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还是年轻时候写的《家》、《春》、《秋》这几本小说奠定的。这几本小说，翻成英文会平淡无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为什么？因为这些小说写的是爱与孝的冲突，以及爱如何被孝所压抑，如何对孝进行一场无望的反抗。再往深说，这并不仅仅是言情而已，而体现了中国人对建立一个以横向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渴望。这正是五四的精神。
这也不奇怪，五四时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后期对年轻人格外有感召力。上个世纪70年代上初中时，听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说，她晚上偷着看巴金，通宵不睡，枕头都被她哭得湿个透。文革结束后解禁，我还记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是《家》、《春》、《秋》这样的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个“反动”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后来公开出版之后一看，觉得实在荒唐：这么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说，怎么会有政治意味？其实，说其“反动”并不是冤枉。言情鼓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忠诚。在那个夫妻都要互相揭发的时代，这种横向的忠诚岂能让政治权威容忍？这也难怪，从50年代初的《红豆》，到80年代初的《爱情是不能忘记的》等等，言情小说一直都被一些人所侧目，觉得其中表达的东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国，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好像已经开放得不得了了。人们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说，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了。当你想怎么爱就怎么爱的时候，表现爱被纵式权威压制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了。然而，在一个还没有建立横向的人际秩序的社会，在感情世界被纵式权威宰割了几千年的文化中，人们真会一夜之间学会享受横向的感情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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