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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论语正义》总结说:“盖忠恕理本相通。忠之为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诚实。《大学》所谓诚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诚,即《大学》之诚意。诚者实也。忠者亦实也。君子忠恕,故能尽己之性。尽己之性,故能尽人之性。非忠则无由恕,非恕亦奚称为忠也。《说文》训恕为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为仁。引申之义也。是故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已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故夫子言忠恕违道不远也。”
这段总结无非是说,忠恕本是互为表里。但是,仅仅有“恕”还不能够成“仁”(即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忠恕缺一不可。所谓“仁”,就是在建树自己的时候也建树别人,在达到自己目标时也帮助别人达到他们的目标。建树自己,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忠”,即诚实地对待自己;建树别人,帮助别人达到他们的目标,就是“恕”,即诚实地对待别人。以同一诚实的态度待人待己,离“仁”的原则就已经不远了。这也就是说,“恕”是一种方法,即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了解别人的利益和需求,并能像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服务一样,为别人的利益和需求服务。这是讲如何对待他人。“忠”则是指在这样做的时候自己的态度,即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真诚问自己:如果我处在对方的位置上,我会怎样做?所以,曾子才会在这里反省自己在“为人谋”时是否“忠”。其实,“为人谋”就是在行“恕”道。他是在问自己:在行“恕”道时,是否尽了“忠”?
可见,在曾子这里,“忠”是对平等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描述,指的是帮助他人时要尽心竭力。所以他后面马上又加了一句:“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和朋友打交道是否守信用,是否靠得住。不过,这两句有微妙的层次。“忠”比“信”显然是更重的承担。你“为人谋”,是受人之托,要竭尽全力。“信”则是用于一般交往,即说话不要言过其实,信守承诺就够了(“信”在《论语》里并不代表最高的价值,经常是有条件的。这一点,我留待稍后“信近于义”出现时再讨论)。记得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松弛,北京街头和校内有许多所谓“流氓团伙”。这种团伙里的行为规范就是要“够哥们儿”,关键时刻“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对朋友的承担就是“忠”。也许许多景仰孔子的人对我举这样的例子感到冒犯。其实,这体现了一种自发的秩序。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自有其优美性。当年“日耳曼森林”里的部族也认同类似的价值。封建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契约式的个人纽带上:我为你打仗,你为我提供保护,大家彼此忠诚信赖。一头失约,这种纽带也就消解了。周代的秩序是建立在周室灭商后的武装殖民的基础上的封建制。“忠”也好,“信”也好,都是维持封建秩序的基本伦理。春秋末年是这种秩序解体的阶段。这种传统的道德对孔子和其门人如此有感召力,也毫不奇怪。
我们下面的问题是,描绘平等的人际信赖的“忠”,怎么到后来会演化成下对上的孝忠,并常常以“忠孝”,“忠君”的形式出现?这不妨留到孔子用“忠”来谈君臣关系时再讨论。
最后需要澄清一下“传不习乎?”许多人将之解释为“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尝试过吗?”这是顺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来解释,未尝不可。不过,曾子的“三省”还是指三件不同的事情。“传不习乎?”未必一定都要以“恕”的精神来解释。在我看来,“传不习乎?”恐怕更是和“学而时习之”呼应。如在《学而》一章的[研究]中所讨论的,仅仅是学习还是不够的,必须定期反复演练所学内容才能掌握。所以曾子每天要问自己,老师教的东西,我今天练习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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