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所谓“佞”，就是口才。孔子是说，在当今的世道，你没有口才，即使长得漂亮也难幸免于难。但是，他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不屑于和下等之人沟通，他当然也就看不起伶牙俐齿的人了。这种态度，在城邦政治中是难以立足的。亚里斯多德看得很清楚：你仅仅有知识和真理还不行。你必须要让“中人以下”的群体了解知识和真理。办法是利用他们已经接受的概念甚至偏见（未必是真理）来说服他们，引导他们走向真理（苏格拉底何尝不是如此！）。这些人往往占人口的多数，构成了巨大的政治权力。所以，你在每次雄辩之后要能很自信地对这些人说：“我已经把话讲完了。你们也听到了。事实就摆在你们面前。我请求你们的判断。” (Aristotle: 2269.)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在当今美国这种草根民主的社会中，演说和表演同样重要。政治家和其政治顾问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血统（如一个有王室或贵族的血脉，另一个则没有，等等），也不在于一个聪明一个不够聪明（布什恐怕就不如他的顾问卡尔•罗夫聪明），而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个是演员，一个最多写写剧本。整个社会就是个舞台，你只有表演才会出头。这也远远不限于政界。所以，在美国养孩子，常常要让孩子接受表演训练，培养其打动别人的能力。以孔子的标准，这是否是在培养“巧言令色”之徒呢？这样的人是否就不具备“仁”的品德呢？我想他如果再世，会对此另做出一番反省。
孔子这句话，对当今的世界仍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许多也许是基于对他的误解。记得三十年前（1977），我还有两年高考。正好家里来客人。来人问：“你想上哪个学校呀？”我随口说：“北大中文系。”当时在座的父母脸色就很尴尬，马上跟客人打圆场：“这孩子就爱说大话，光说不做。其实八字没有一撇，能上个非重点就不错了。”事后还非常严肃地教育我：“说话要留有余地。你本来就不像有那个出息的人。现在大话说出来了，上不了怎么办？”这正和孔子的话：“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总之，你要大言不惭，做起事情就难了，古人说话慎之又慎，就怕说出来却做不到。不过，孔子也鼓励弟子“言志”，其弟子中也确实有声称要“道千乘之国”的，孔子也并没有批评他说大话。可见，孔子的话，是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中讨论的。可惜，这些具体的背景，《论语》中并没有记录。孔子在不同场合对言语的反感，却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个人的志向是不应该表达的。讲得太多，好象就是等于做得少。而在美国，大人则非常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志向。乃至从小有人就声称要当总统。心里想的东西，是没有必要掩盖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不是公共表达的文化。这一点，在美国这种多种族和文化汇流的地方，看得特别清楚。比如，亚裔虽然成就卓越，但被认为是不够vocal ，即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意志。有些研究东亚的美国人，对此能够理解。他们认为，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种族和文化比较单一。大家在社会生活中一些基本的预设是一致的，对于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行为，社会有共识。在许多场合，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怎么做。但是，美国种族多元，文化的基本预设不一致。大家必须把自己的信仰和行为原则摆在桌面上来，这样才可以彼此了解。由此我们也可以为孔子设身处地地想。如果他的理想就是一个大家遵从孝弟的道德原则就可以相安无事的小社区，你做给别人看就行，说多了很容易就变成了“巧言令色”。但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展示自己的信仰、理想、立场和观点都是必须的。
可见，思想家并不仅仅被其思想所塑造，还受其环境和制度的制约。孔子生活的时代，几乎和希腊的古典时代同时。但是，两个社会，已经早已分途。孔子的理想社会，基本还在希腊人的想象之内。但是雅典的民主，则是孔子再活一千年也无法想象的。
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时热泪盈眶。爱德华滋这样的人，是不是“巧言令色”呢？他的政敌肯定会这样说。按孔子的标准，也许也差不多。请看：人家本来已经决定私了了，这也许算不上礼让的君子之行，但至少也符合“和为贵”的为人之道吧？爱德华滋却半路拦住，最后向医院要到了将近五倍的钱，自己当然也分到一大笔。爱德华滋是美国最成功的法庭律师之一。他出庭前，每每进行模拟法庭辩论，请普通老百姓来当假想的陪审员，让他们来判他能不能赢。一直等到他有十足的把握说服模拟陪审团时，他才出庭。他不是电影上鲨鱼般凶狠的律师，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诚恳温和的好人，说服陪审员把案子判给他。他相貌英俊，充满魅力。过去的陪审员回忆，有一次，陪审团的一位女性完全被他征服，什么都要按他说的判。这是他成功的基础：把握着打动人心语言，有着英俊诚恳的外表，出庭如同演电影，自己的角色就是“男一号”，而且他确实“彩排”。这还不够“巧言令色”吗？看看爱德华滋的生涯就明白为什么许多美国家长让孩子从小学演说、学戏剧。他们并不是指望孩子去好莱坞，而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存，经常会需要“演技”。在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就是个“巧言令色”的社会。
像爱德华滋这样的出庭律师，其职业目标，就是提高社会的“交易成本”。怪不得共和党口口声声：这样的律师多了，医院也会破产，企业会破产。但是，美国的医院并没有破产，企业很有效率。事实上，有这样的律师在，你进医院就觉得心里踏实。在一个民主社会，越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利益分配的博弈，所产生的“游戏规则”就越公正。像爱德华滋这样的人，就是靠让那些不像他那么伶牙俐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成功。其实，这也是在代议制中所有政治家应当肩负的使命：代议就是要代人而议。
与此相反，孔子是希望能说话的人也少说一些。在他看来，太多的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太多的人来“争”，社会就会乱。一般的老百姓，应该把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责任信托给君子，自己照着人家定好的规矩行事就可以了。我无意以只言片语来评价孔子。但是，通读《论语》，你大致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孔子希望君子少说话，“小人”（也就是老百姓）不说话。“小人”要安心在君子给他们安排好的秩序下生活。这种精英意识，多少有点像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我们不要忘记：孔子的时代，并不比当今的中国公平。我们现在信不过精英，两千多年前凭什么要信得过君子？
在私人的生活领域，我们大多爱和木讷厚道的人做朋友，不喜欢和斤斤计较的人打交道。但是，政治秩序的生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是谋利的动物。你不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些表达和争取利益的人就会按他们的利益设计一套“游戏规则”。而这些人又常常已经垄断了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这样只能制造一个更不公平的秩序。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曾引用一句诗说：“沉默是女人的荣耀。”这背后的理由是，女人要服从男人。(Aristotle: 1998-2000.) 这里的深意，我不妨在［研究］中进一步阐述。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