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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的雅典，也经历了一个从面对面的封闭社区到背对背的政治共同体的转型。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下层社会不断进入政治过程，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利。雅典有过僭政时期。僭主通过讨好下层人士，来对抗贵族和上层公民的力量，与春秋时代的君主把“野人”纳入自己的政治阵营颇有几分类似之处。但这终于未能扭转民主的政治进程。下层人士最后没有被政治强人所用，而是加入了公民的行列，巩固了民主的根基。
这一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他在雅典人推翻僭政后上台，看到雅典政治一直被几个大家族的势力所控制（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大家族的掌门人），就在组织上进行大洗牌，把社会划分成和大家族的统治范围不重合的单位，公民在这个新的单位中通过投票来行使政治权利。这样，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人们很难通过忠于家族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必须作为公民个人来参加选举。在这里解释这一过程复杂的技术细节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指出一点：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一个要点，是创造雅典新的政治认同：你首先不是谁的儿子，不是那个族的成员。你首先是一个雅典公民，和其他公民一样，有平等的一票。你要想影响公共权力，回家和父亲商量没有用，找族长也没有用，你要参加公民大会，提问、辩论、投票，甚至直接出任公职。你要被人起诉，自己的家族也无法保护你，只有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能保护你。这种政治秩序的基础不是孝弟，相反，是瓦解以孝弟为代表的家族忠诚，代之以公民对城邦的忠诚。
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之中，人们的行为偏好和对行为的价值判断就不一样了。你对看着你长大的家人和族人，不必夸夸其谈；谈得多反而显得做得少，显得虚浮不实干。但是，当雅典的民主体制逼着你走出家或家族这个圈子面对陌生人时，你就不能指望仅仅“干出来给你们看”，而是必须和陌生人有言辞的沟通。这就是雅典人特别强调演说和表演的原因：你必须说服大众，才能获得政治权力。演说术和戏剧表演也就成了公共人物必须的训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涯。有的雅典人有很好的政治才能，但是没有洪亮的声音，最后不得不放弃政治生涯。
想想看，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雅典的公民大会一年有40场，会场可坐6000-8000人，平均出勤率在6000人以上，代表着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公民。出席会议一天有3个obol的报酬，够一家四口的贫民一天的生活费用。许多穷人就把出席会议当成了生存手段（否则参加会议的就全是有闲的富人）。另一机构是由500人组成的城邦委员会，除了60天公共假日和几天不吉利的日子外，天天开会，出席者一天会得到5个obol的报酬。再有就是人民法庭，每年有150-200天开庭。公民自愿当陪审员，为此一天得到3个obol的报酬。一般的民事陪审团有200人左右，公共事物的陪审团则有500人左右。在所有这些场合，大家都必须不停地辩论。另外，因为公共决策和审判都是在这些辩论中完成、并最终由投票得出结果，卷入其中的政治家就会在幕后动员、制造舆论，结果雅典街头又成了一个传播小道消息、聚众论政的场所。当然剧院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场所。在公元前四世纪时，雅典最大的剧院可以容纳17000人，其座席设置如同公民大会的场所，强调的是所有观众的平等地位。上演的戏剧虽然不是真人真事，但往往以象征性的方式指涉现实，给观众提供一个超越现实用象征符号来反省现实的机会。所以，雅典的民主中，戏剧和现实有着连续性。许多政治家都上过表演课。（Josiah Obe在r, 104-155.）把上述这些场所加起来，整个雅典就是个大戏院，而且天天有节目。国家给你工资，让你去听“巧言令色”之徒在那里摇唇鼓舌。最能说最能演的往往就成了城邦的领袖。
也正是如此，耍嘴皮子不但不被鄙视，而且成了一门正经的学问。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就说，正义的事情有着战胜其对手的自然倾向。如果在法官们的决定中正义被击败，那么应该被指责的就是那些为正义而辩护的讲演者。这是修辞学为什么有用的原因。面对有些听众，你仅仅掌握精确的知识也未必能说服他们。基于知识的论辩是教导。但是，对有些人是不能教导的，只能说服。我们必须运用每个人都具有的观念来和公众打交道。人们常常觉得没有能力用其肢体来保卫自己的人是可耻的；却不觉得没有能力用理性的演讲来保卫自己的人有什么可耻。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念。说到底，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如何运用语言，而不是如何运用肢体。(Aristotle: 2154.) 他在《政治学》中也指出：“人是唯一一种有说话的天赋的动物。” (Aristotle: 1988.) 其实，孔子在《雍也》篇中意识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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