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私德是沉默的，公德却永远要彰显。中西传统之别并不仅仅在于儒家的“内在超越”和基督教的“外在超越”。把孔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放在一起，对比也同样惊人。这里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孔子着重于私德，着眼于家庭。也许他会说，人是家庭的动物。亚里斯多德则明确告诉我们：人是政治的动物，是城邦的动物。人是城邦的一部分，就如手足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对“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集释》中汇集了许多后人的解释。温和者尚还可以就事论事。如《集解》包**曰：“巧言，好其语言。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悦）之，少能有仁也。”然而，更有些如患了迫害狂或恐惧症的无限联想者。如《四书辨疑》：“致饰于外，言甚有理，必有阴机在内，而后致饰于外，将有陷害，使之不为提防也。”用我们文革时期的语言，这就是“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了。
在美国生活，如果你每见到一个言辞甜蜜、穿着讲究得体的人，就一定觉得人家想陷害你，那么亲友也许就会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了。不过，当你生活在一个让人患神经病的社会，怕是也只能如此。我想，孔子本人不至于如此神经兮兮。他虽然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时候的人总体而言还厚道一些。记得几年前和张广达教授聊天，他感叹中国人从两汉后变坏了。这一印象虽然很难以实证式的研究支持，却也不乏卓见。也怪不得后世的注释家们会将孔子的话挖掘到这般草木皆兵的程度。他们生活的时代，世道人心已经被君主专制的官僚统治毒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乃至一天到晚担心别人害自己。
我们不妨绕开后世人的发挥，回到原文，谈“巧言令色”一般性的意义。类似的话，在《论语》中反复出现。比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直到今天，中国的文化中仍然对那种喜欢自我表现，能说会道的人评价不高。这大概也是孔子的影响吧。
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为人处世原则的一个核心观照：人要讲诚信，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不过，理解这句话，还有两个面向。第一，孔子向往的还是周公所创造的政治秩序，大家生活在面对面的小社区中。在这种社区中，邻居们从小看你长大，有机会观察你一生的品行，所以说不如做重要。在一个开放的、背对背的大世界，陌生人之间不了解，你不能指望对方了解你一生的事迹。这时说服没有机会长时间观察你的人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技能。巧言令色之徒多起来，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
第二，孔子觉得君子就应该“人不知而不愠”。巧言令色，迫切地追求被人所知，其实就是希望被人所用。而最后使用这些巧言令色之徒的，大多数恐怕还是那些僭越周礼而进行扩张的强人。他们的权力越膨胀，就会把越多的人变成他们的权力的工具。所以，巧言令色之徒常常是这种不合法权力的帮凶，孔子当然不觉得他们会有“仁”的品性。
应该说，孔子对社会和世风的变动极为敏感，也极具洞见。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政治想象力上的局限，似乎社会在周礼所规定的封建制度和后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政治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增渊龙夫特别注重周代“国人”的政治角色。“国人”不仅组成了一国的军队，而且交贡赋给国君，是一国的基本政治力量。在特定时期，“国人”可以决定撤换国君。不过他也注意到，“国人”的这种权利，和希腊城邦中的公民权利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国人”只能在国君权力危机的特定时期才能够对国君构成挑战。后来国君的权力扩张方式，是给“野人”土地，招募“野人”进入自己的军队，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减低对“国人”的依赖。“国人”的政治权利也就日减。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