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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近美国金融界一直在讨论华尔街是否还能维持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华尔街的金融运作，法律成本太大。许多公司因为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越来越倾向于到别的地方上市，使华尔街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相对下降。但有一派人立即指出：这种法律成本，其实就是制度成本。价格高低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重要：这种繁复的法律，是否创造了一个更靠得住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成本到底值不值？任何一个希望多花点钱买辆好车的人，问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文化所培养的那种假设自己可以搭制度便车的君子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健讼之国，交易成本太高。美国人则看来，这种制度，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关键，不能靠假设，必须下大本钱保证其牢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建设，需要大家一同博弈来达到均衡。这个前提是大家有要去争、去表达自己的利益。
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鼓励每个人正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希望一些人放弃这种追求，实际上就等于让另外一些人不公正地侵夺了这些人的利益，最后造成的就是不公正。美国人并非不懂他们支付的法律成本非常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许多共和党人都声称自己致力于息讼，攻击一些律师为了自己挣钱而无事生非地制造官司。布什在竞选时就经常说，许多地区的医生因为对付不了无休止的官司而宁愿歇业。你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美国的医生，常常就是半个律师。他在给你治病的时候，也时刻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因为病人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事情太常见了。华尔街何尝不是如此！咨询公司利润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新出道的普通咨询师年薪也常常在十几万美元。我有位从事会计业的朋友就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咨询人，常常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经验也没有，就会纸上谈兵。你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创下了很大的事业，怎么会花那么多钱请这些毛孩子教你怎么经营？后来另一位朋友看出了其中的“潜规则”：其实，企业斥巨资寻求咨询公司的服务，并不一定是真有什么求教之处，而是总裁怕日后打官司，要给自己留一条法律上的后路：一旦他所经办的事业失败，人家调查起来，他可以把咨询公司的意见拿出来，证明这是经过专家充分论证过的方案。这样就免于承担法律责任。钱就是这么打了水飘。
要算这样的浪费，我们可以把帐单无休止地列下去，钱的数目肯定会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仅看这一点，你不会相信和在这方面的花销微不足道的中国社会相比，美国社会还有什么竞争力可言。可是，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社会的秩序和效率呢？显然，我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这种肤表的现象上。
质而言之，这种法律费用，是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的成本。一个社会决定在这一“游戏规则”上投多大资，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中“游戏规则”的位置。比如在美国，“游戏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在这方面实在吝啬不得。因为有严格的法律，有繁复的诉讼制度，参与游戏的人就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犯规。许多本来会发生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最终没有发生。社会在这方面所节省的精力和费用是无形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同样的资金使用效率的水平上，你在“游戏规则”上投入越多，这个规则就越牢靠。美国人愿意花这笔钱，或者说美国的律师比科学家、工程师收入高，还是在于他们觉得在“游戏规则”上的投入甚至比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回报要更好。
谈到这里，我不禁要讲一下律师。律师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无事生非的讼棍，在当代的美国也名声不好。我碰到的第一个美国律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教授。他1992年来北京讲学，正好是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前后。那时他告诉我们一个在美国流行的笑话：“你在电梯里碰到三个坏蛋：一个是希特勒，一个是萨达姆，一个是美国律师。但是你的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你应该怎么办？第一发子弹要打那个美国律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剩下那发呢？答案是：还要打那个律师。你要保证他确实死了！”美国律师的社会声誉，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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