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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这样的智慧，领会得非常精深。看看中国家庭在美国的情况就知道了。比如就种族平权的问题而论，黑人和白人争得很厉害：考大学因为种族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黑人的分数线低很多。于是双方又打官司又进行政治动员，闹得不可开交。中国家长的态度则是：费那么大精力闹什么呢？还不如用那精力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最后我的孩子比别人高出一截，你怎么歧视，我的孩子还是要笑到最后的。果然，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左右，但在常青藤的学校的学生人口中一般都占20%上下。亚裔不喜欢在政治上发言，代表性低，其子女为上同一个大学，要比黑人、白人的分数都高才行，明显受了歧视。这样的竞争规则从小培养了亚裔的自我意识：我天生就应该比别人好才行。应该说，这样的压力，从总体而言还是刺激了他们的成功：横杆设得高，才跳得高。如今在美国社会，亚裔的政治声音很小，但从教育程度到平均家庭收入，都比白人还高。厚道老实的人也许吃亏一时，最后还是会有最好的结果。有子前面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其实也可以向这方面引申：你一天到晚吵闹着去争自己的利益，能挣到什么呢？饼在那里，就那么大。即使多分一点又能怎么样？如果埋头做饼，那才是“务本”，最后饼大得多，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怕是无关紧要。
以此观察西方社会，许多中国人觉得不以为然：那里最优秀的人不去当搞创造发明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是去当律师。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用最好的大脑去琢磨怎么分饼而不是做饼。甚至学贯中西、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认为西方社会“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已经成为深重的文化问题，既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也在西方内部引起了反省。（见余英时，1995：4.）
可惜，这样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关照西方社会，因为忽视了自身文化的阙失，所得出的结论未免过于肤表。儒家的传统，确实不断产生木讷寡言的礼让君子。这样的君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常常会很成功、很受尊重。不过，这样的君子，能够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吗？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就是那个终日无语的颜回。颜回的人格，也许确实近乎完美。但是，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几乎全然无知。他对社会又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呢？
可以说，这种不说话的君子，其实多是些“搭便车”的君子。因为这些君子本身无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要等别人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给创造好了，他们才可以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至于创造这种社会的成本应该由谁支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
我们不妨把有子的话再重复一遍：“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弟之士，在家谦恭驯顺，在外规规矩矩。以如此温和的性情，很难冒犯人，很难和人斤斤计较。他会沉默寡言，服从权威，敬守本职，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做饼上，把分饼的事情托付给别人。大家都是这样，交易成本就会非常低，社会就和谐而且有效率。但是，这样的君子之道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异想天开，甚至完全不可能的预设之上。这位孝弟之士不仅要有好父兄，其父兄尊奉的主人，乃至这位主人要尊奉的君主，都必须是近乎圣贤才行。否则，他私德再好，他所创造的财富也会被统治他的人用去害人。而他除了对此保持沉默外，也无能为力。还谈什么“本立而道生”呢？
西方社会那种“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其实也讲究“本立而道生”。不过，人家那里的“本”，是分饼而不是做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讲得很清楚：所谓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饼”的成绩，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是有一种制度框架，也就是“分饼”的规则。在这个框架中，人从其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接近于社会从同一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率。也就是说，你做饼时的贡献，会按比例地给你带来个人回报。一旦有了这种机制，许多人都会拼命地去把饼做大。否则，大家就没了做饼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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