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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孔子都处于激烈的社会变动之中。在他们以前，先民确实还生活在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战国策·赵策·襄文王下》中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其实三千家大概也是后人的猜想，在当时恐怕凤毛麟角。按一家五口算，三千家就是一万五千人口。我们不妨参照一下欧洲的历史。在不包括俄罗斯的欧洲，人口一万以上的城市在公元800年时也才七八十个，到1000年时才增加到110-120之间。伦敦和巴黎的人口在十一世纪初才两万到两万五。（Paul Bairoch: 117-119.）一个容纳一万五千人的城规模不凡，在远古时代即使有也非常稀少。宫琦市定根据《战国策》这段记载进行了具体的估算：所谓三百丈的城，指周长三百丈，如果以正方形算，一边七十五丈，约现在的225米，其大小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运动场（也许应加看台）。其周围有比之大十倍左右的城下镇，城下镇周围又有城郭环绕。城下镇有居民三千家，也就是一万五千人左右。（宫琦市定: 1993: 3.）不过，这种最大的城在什么程度上存在，还有待考古上的证据。大城不过如此，小城就更可想而知了。根据《后汉书·郡国制》所引《帝王世纪》，尧以前的“神农之地”，有“建万国而定九州”之举。后来国数日减。殷初有三千余国，周初为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尚有一千二百国。这些国又大多集中在中原狭窄的地区内，每一国的人口数量，当然就非常小了。进入战国时代时，仅剩十几国而已。这些具体数字当然不能全信。但大致描述了一个列国兼并的过程。其中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6年）兼并最凶，国数一下子从一千二百降到十几个。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正好生活在春秋末年，目睹了这一过程最急剧最惨烈的兼并阶段。
所谓“国”，狭义的解释就是一个被城墙包围的“城市”，或者一个有防御工事的聚落；广义则可能是个聚落群，并不是当今我们理解的领土国家。领土国家对境内的土地人口有直接控制，直到春秋末期乃至战国时代才成形。“国”则以聚落为中心，其城墙绝不是边界，因为城外还有大量农地、牧场。不过，“国”对周边地区并没有直接控制，土地没有全部登记，山川林泽不禁，疆域也未必很清楚，最多有个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已。春秋初期上千个国大都集中在中原一带。每个国所影响的地域自然狭小。国与国之间还有荒野间隔，彼此往来不多。国之统辖范围内亦有独立的封地。如《左传·隐公元年》记郑庄公封其弟于京，大夫祭仲进言：“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意思是根据先王的制度，大的封邑其城不能大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封邑则不能过五分之一，小的则要在九分之一以下。如今京这个地方已经超越了法度。可见，大的国是由大大小小的聚落所组成。各聚落也常常是自治的。宫崎市定、杜正胜等学者都认为，周代的聚落形态为城邦制。“国”基本就是一个城状聚落。周围是农地，农地外则是“野”。“野”中有散居的“野人”。他们常常屈服于“国”的影响之下，但不一定受其直接控制。“国人”居住在以国为中心的聚落之中，一般白天到农地里干活，晚上回来，很少进入“野”的境地。（这当然是一个极为简单化的概述，容后细论。具体参见宫崎市定、杜正胜、赵世超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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