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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孔子句法”，透露了孔子学说的难局：即“内在超越”的不可能。严格地说，“内在超越”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超越”的目的，就是要能站在我们生存的维度之上来反观自身。“内在”则说明你还在自己的生存维度之内，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内在”本身就意味着你没有“超越”。其实，商代的神权政治，提供了一种“外在超越”的路向。“上帝”这样的词汇，在周武王和周公那里还频繁出现，在春秋时代也出现在晏子这样卓越的政治家的嘴中。但到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那里，除了偶尔复述古代经典外则几乎绝迹。孔子完成了从“天道”到“人道”的转型。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此走上了合理主义的不归之途。也正是这种完全宥于现世的理性主义价值，把“外资超越”的路向给堵死了。
这一点，比较一下西方的传统就能看得很清楚。基督教有一种全盘否认现世价值的倾向。信徒们把眼睛全盯着上帝，根本不管俗间对你知或不知。这根本不构成他们的问题。所以，当罗马帝国崩解后，教会能够在社会中组织一套全然不同的秩序。在十一世纪的政教冲突中，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宣布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解职。格列高利七世则以牙还牙，立即将亨利四世革除教门。最后失势的亨利四世为寻求教皇的原谅，不惜赤脚站在雪地中等候三天求得教皇的召见，以示其忏悔之心。在十二世纪，英王亨利二世因为涉嫌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不得不跪在教堂门口，让坎特伯雷的僧侣鞭打。
虽然上述这些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和当时现实中的政治力量平衡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超越俗权之外另立一套秩序，最终才能返回现世、制约世俗的政治权力。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当你所信奉的价值理想和现世的秩序冲突时，你就要另起炉灶，建立一套独立的信仰、组织和制度体系。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价值观念的落实。从殷周革命到孔子，中国历史则沿着一个绝然不同的轨道演进。神权政治被贤哲政治取代后，贤哲所信奉的价值理想，必须通过肯听从他们的君主的“治道”来实现，并没有一个另起炉灶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作为依托。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君主，贤哲们则几乎无路可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一个圣王般的君主，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果，一个讲究入世的“实践理性”的儒学，成为了一个建立在最不实际的预设（即“圣王”的理想）之上的学说。孔子的失败，几乎也是命中注定了。
从这个角度看“人不知而不愠”，就能够了解孔子的困境。他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于世俗政治，自勉并勉励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功利；但另一方面，他的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力来实现。他必须碰到，或者必须自己教育出一个如同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圣君！在这方面，他的胜算有多少呢？这是一场赢不了的赌博。历史并没有委屈他。
读《论语》，各人有各人的要点。比如李泽厚强调孔子的“乐”，进而言及中国实用理性主义中的“乐感文化”。我则强调这种实用理性主义的不实用所带来的绝望和挣扎。这是《论语》的主调。所谓“乐”，则常常是在绝望中暂时的自我麻醉或逃避而已，虽然我并不否认其中所蕴涵的巨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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