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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首先要能超越现世之外，才能重返现世规约人类的秩序。下面的问题是：西方因为“外在超越”的力量所成就的这种优越的政治秩序，是否是以“内在超越”为代价呢？Ernst H. Kantorowicz似乎想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书中，围绕着但丁写了专门一章：“以人为中心的国王：但丁”（Man-centered Kingship: Dante）。
试想，如果西方只有“外在超越”而无“内在超越”的话，在“上帝死了”的现代，其单靠“外在超越”而建构的政治秩序岂不崩解？显然，世界现代史所讲述的是西方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稳定。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在这一体制的合法性生成阶段，注入了大量人文主义的“内在观照”。
但丁以他的《神曲》而闻名。但他也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学家。他在其政治学著作《君主制》中，坚决站在俗权一边，声称皇帝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不需要经过教皇的媒介。他并不是反对教会。他不过是接受了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Gelasius 492-496在位）界定的信条：教皇与皇帝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在他那里，人间乐园(terrestrial paradise)和天上乐园(celestial paradise)是并立的。他进而创造了“最完美的人”的概念。也就是说，教皇或皇帝这样的职位，是上帝的意旨所创造的。然而，在这样的职位上服务的人，必须以人的尺度来衡量，必须是“最完美的人”或者“最优异的人”。
那么，但丁所谓的“最完美的人”或者“最优异的人”是什么呢？这种人很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有学者认为，这种人的理想，更接近于亚里斯多德的圣贤的概念，乃至称但丁在俗权与神权之外开出了“第三条轨道”：哲学先知。Ernst H. Kantorowicz则认为，这种圣贤实际上还是被但丁纳入了俗权的轨道，应该是罗马帝国的“哲学皇帝” (emperor-philosopher) 。这个皇帝的合法性，当然也就来源于他作为人的睿智。
由此，但丁划定了人类社会的自主权利，把人类的道德伦理目标(a moral-ethnical goal)当作目的本身。教会以基督为基础；帝国则以人类的法律为基础。这个人类社会不仅包容基督徒，而且包容穆斯林、犹太人、异教徒等一切人类。可见，尽管脱离教皇并不是摆脱上帝，但是但丁要创造的世界不仅独立于教会，甚至独立于基督教。在也难怪，在《神曲》中，引导他周游炼狱和地狱的不是基督，而是拉丁诗人维吉尔；导引他周游天堂的则是他暗恋的情人Beatrice——他理想的女性。
以人为尺度的世界，就必须由一个“最完美的人”作为帝王来导引。只有在完美的皇帝的指引下，也就是说在圣王奥古斯都(Divus Augustus)的指引下，才有完美的帝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的深刻影响。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人是政治的动物，是作为城邦的公民而存在的，脱离了城邦就无法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也是但丁为什么要让人存在于由圣王统治的帝国中的原因：人类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够获得“普遍的智慧”(universal intellect)和尊严，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获得救赎。
虽然但丁仍然不脱基督教的语言，他以人本身为目的和尺度的观念，无疑是和儒家非常接近的“内在观照”。他的人类一体论，很接近儒家的“大同”。他的圣王奥古斯都，也可以和儒家的先王或者孔子的周公并立。他的“最完美的人”，和《论语》中的“仁者”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代表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价值，在西方的政治神学中注入了“人学”，重新界定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然而，他的“内在观照”本身，有着致命的局限。首先，他强调世俗的价值。在他那里，对国家的忠诚经常超越了对宗教的忠诚。人的存在价值要通过人类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就使他的学说丧失了基督教内在的个人主义精神。试想：通过人类社会的目标而自我实现，就等于通过别的凡俗的人来获得生命的意义。这在逻辑上没有回答宗教所关注的终极问题。因为那些其他的人的生命意义又靠什么实现呢？宗教所关注的，本质上是你个人如何获得拯救，是你这一瞬的生命怎样获得永恒的意义。把个人生命的意义镶嵌在人类社会中，并无法使人的精神世界获得最终的安宁。另外，在政治领域，如但丁的批评者Guido Vernani所质问的：但丁的《君主制》，把人类的自我实现等同于他构想的世界帝国在作为“最完美的人”的君主的统治下的自我实现。但是，在人类社会中，这样的“完美的人”曾经存在过吗？除了耶稣基督外，可能存在所谓“完美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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