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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作者: 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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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书目 

《学而时习之》 第一部分
“国王的二体性”(4)

作者:薛涌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晏子站在崔家门外。他的随从说:“您准备死吗?” 晏子说:“他唯独是我的国君吗?我为什么死?”随从又问:“逃亡吗?” 晏子说:“我犯罪了吗?我为什么要逃亡?”随从又问:“回去吗?” 晏子说:“国君已经死了。我们回哪里去?作为一个国君,岂能用自己的权力还凌压人民?他应该是管理社稷的人。作为臣子,怎么能是为了俸禄?应该呵护社稷。所以君主要是为社稷而死,我就跟着他去死。如果他是为自己死、为自己逃亡,那么除了他的宠幸之外,谁敢为他承担?况且有的人[指崔杼,庄公本为崔杼所立]自己立了一个国君,又把他杀掉。我为什么要跟着去死?为什么要为此逃亡?我又能回到哪里去?”此时大门打开,晏子进去,头枕着庄公的尸体哭起来。然而他站起身来,跳三步后出了崔家。有人对崔武子说:“此人一定要杀掉!”崔武子说:“他是众望所归之人,放了他才能得民心。”

    [庄公的另外有两个党徒幸存。]其中卢蒲癸逃到晋国,王何逃到莒国。

    叔孙宣伯在齐国的时候,叔孙还将叔孙宣伯的女儿献给齐灵公[即庄公之父],此女受灵公的宠幸,生下景公[也就和庄公成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崔武子立他为君,自己当了丞相,并以庆封做左丞相,和国人在太公庙盟誓说:“有不亲附崔家,庆家的……”晏子对天长叹,打断了他:“我晏婴并不是仅仅忠于国君,而是献身于社稷。社稷就如同上帝一样!”他[只有在此条件下]才歃了血。二十三日,齐景公和大夫以及莒子盟誓。

    太史记载道:“崔杼杀死了他的君主。”崔武子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继任,继续这样记载,于是先后两人为此而死。另一个弟弟继任,还是这样记载,崔武子只好住手不再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写好了“崔杼杀死了他的君主”的竹简前来,听到事件已经如实记录,这才回去。

    这一经典故事,回肠荡气,已经为许多人所熟知。但是,很少有人从“国王二体性”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齐庄公和崔杼,都是破坏礼法、滥用权力、荒淫无度,甚至夺人妻子的恶棍。当时崔杼已经把持权柄,庄公就是他所立。但庄公当政后,觉得自己是一国之君,可以为所欲为。崔杼在葬礼上看到人家死者的妻子漂亮,不顾一切地刚抢到手,庄公竟明目张胆地插进来,与崔杼的这位新抢来的妻子私通。他这样被杀,自然是为私欲而非为社稷了。

    晏子也正是在这里阐述了和欧洲的“国王二体论”很接近的理念。君主有两个:一个是为社稷的君主,一个是为自己的君主。晏子视社稷如“上帝”般地神圣,愿意与之生死与共。[这里的“上帝”是中国上古天帝的概念,和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但是,那个为自己的君主,却和晏子无关。晏子回答随从的问题时,三次用“君”,意义却不同。第一次他说:“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这里他指的君,是作为一个私人的君。他作为私人给你了恩惠,你理应报恩。庄公为自己的私欲而死,和他生死与共的,应该是为他所嬖(即接受他的私人恩惠)的“私暱”,不是晏子这种守护社稷的人。后来崔杼立景公,要大家盟誓效忠崔家和庆家,晏子当场拒绝,称他只效忠于社稷,所坚持的也是一个原则。他和君主的关系只是公德而非私恩。不过,他第二次提到君字,意义已经不同,并且自己还做了解释:“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这里他界定的,是一个“社稷是主”的君。他愿意和这个君同生共死。接下来再提君,意义又转:“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这里的君,又成了作为私人的君,不值得他晏子献身。所以,他一方面对作为个人的庄公不屑,一方面又不把庄公看作一个纯粹为私欲而存在的个人。庄公被谋杀后,崔家的人已经杀红了眼,庄公的亲信如数遇害。但晏子却昂然走进崔家,到了庄公被杀的现场,“枕尸股而哭”,几乎为此丧命。显然,他这里所哭的,是一个死去的社稷之君。这个君的死,使他成为无家可归者。庄公在这里是一君二体。甚至崔杼本人,也部分地认同晏子的理念。晏子哭庄公,使崔家人误认为他是庄公之亲信,也要杀掉,崔杼则懂得晏子对庄公没有私人的忠诚,忠于的是社稷之君。既然晏子无意于崔杼和庄公之间的个人恩怨,为什么要杀呢?所以,崔杼视晏子为“民之望也”,舍之不杀,以得民心。果然,崔杼立了景公后,只要景公服务于社稷,晏子仍为之效力。

    晏子这里表述的政治哲学,发源于殷周革命之际周武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理念,后来孟子则归纳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荀子·子道》中则说得更明确:“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是说,回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兄长,这是人的最低的行为准则;对上恭顺,对下亲和,这是人的中等行为准则;遵从道义而不遵从君父,则是人之最高行为准则。可见,到了战国时代,儒家政治哲学有所发展,明确地提出了对抗君主专制的信念,比《论语》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的理念,最终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开花结果、形成儒家的宪政传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的机缘和人文主义的观念架构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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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13条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用户评论

  • 评论者:OneWord  评论时间:2009-05-20 21:55:32  IP:已记录  
  • “古希腊(主要是雅典)的文化明显高于先秦时代的中国文化”:是这样吗?没有感到。两者可以对比,但一个是梨,一个是苹果。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孔子教人从自我出发,从一种叫“仁”的品性出发,可以得到人生的大乐;但在孔子的眼中,他教授的应该是贵族的弟子,是贵族应该去追求的品德,不是一般普通人要学要做的。同时孔子只是关注人伦关系,对客观世界基本不太关心,这和古希腊的学说相去太远,没有太多的可比性。 孔子教人追求“人道”而不是老子的自然之“道”;而这个“人道”就是明明德,亲民,至于止善,达到“极高明而又中庸”的境界。 在方法论上中国古人采用的是经验法,归纳法,灵慧的顿悟法;这些方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而相比西方是概念、公理、推理、逻辑演绎。两者是互补的,不是谁优谁劣的关系。
  • 评论者:搜狐网友  评论时间:2009-05-19 18:00:43  IP:已记录  
  • 正在研读。。。。感觉非常好;希望作者能写更多的这种好书。 能把中国传统经典用现代文明理论分析,本身就反应了作者的功力。 对儒家按宪政理论来解释很有新意。胡适当年研究中国经典其实也是这样的思路。对儒家有一点我要解释的是:儒家不仅是古代中国认识世界的经验总结,一种理论说法,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行为的修行、修炼,境界的提升,从这一点上说,现代理论是越做越精细,内容越来越庞大;但实际上也“学之日益,而道之越损”。
  • 评论者:搜狐网友  评论时间:2008-10-28 17:51:08  IP:已记录  
  • 非常实用、具体,解决了我的疑问,真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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