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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Coke: 189-190.)柯克这里所用的“忠诚”，和我们普通意义上的理解不同，在英文是ligeance，不是loyalty。Ligeance首先是一个界定封建关系的词汇：你效忠于领主，领主根据你效忠的性质，保护你相应的权利。可见，这里的“忠诚”，实际包含有权利的内涵。此案涉及的是一个苏格兰出生的人在英格兰拥有了土地。他的土地受到侵犯后，是否能够受到英王同样的保护？在对此进行司法判断时，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必须视他对英王的忠诚属于什么种类而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国王的两个身体（自然的和政治的），不仅是王室的事情，而且触及包括一般老百姓的产权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一概念，甚至影响到当今美国的某些司法推论。这已经超出本书的范围，暂且不论。
当然，更著名的例子是1640 年代的英国革命，冲突的双方是国会和国王。但国会竟运用查理一世的永恒之体的权威，来对抗查理一世的俗体。1642年5月27日国会庄严宣布：
国王是正义和保障的源泉。但是，行使这一正义和保障的权威的，则不是国王个人，也不依靠他个人的好恶。他的朝廷和他的大臣必须履行这一权威中的全部职责，哪怕国王本人禁止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的裁决和国王本人的意志与命令相违背，那么他们的裁决才是国王的圣断。国会作为最高的法律权威，不仅具有审判权……而且是……用以保持公共和平与安全的咨政会，用以宣布在这些事物中国王的意志。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有着王玺的权威，哪怕国王……作为个人的反对和阻挠……
也就是说，国王的一体是他个人，但另外一体则是国会中的国王。这后一体离开国会所代表的政体无法独存。最后国会甚至以这后一体的权威，把作为俗体的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为了在中文中表达方便，我们不妨把作为个人的国王称为王者（在英文中用小写表示：king），把代表政体和法律之永恒性与神圣性的国王称为国王(在英文中用大写King)。
用这一奇特的“国王二体论”来观照孔子的学说，就能看出其中的欠缺。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其现世的使命是建立以“仁”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既然“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并不关心彼世，那么他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否能在现世建立，就是他的主张成败的关键。没有这样的秩序，社会就将陷于“礼崩乐坏”的乱局，“仁”也无从成长。而建立这样的秩序，则必须依靠他理想中的圣王或者周公这样的实际统治者。至少，他要能找到一个“好学”的，肯接受他的价值观念的统治者。可惜，一读《论语》就知道，他不停地抱怨他碰不到“好学者”或“仁者”，最后甚至周公也停止到梦中造访。
这就揭示了孔子学说的死结：现世的权力并不体现他的价值，但他的价值的实现，却一定要镶嵌在现世的政治秩序之中。更何况，他对现世的权力结构极其尊重。杀国王对他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了。不用说国王，即使是父亲做了错事，儿子也无能为力。《子路》一章中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此段中，叶公夸耀自己家乡的人正直：为父的偷窃，儿子出来揭发。孔子则不以为然，说父子相互保护隐瞒才是正直。此段未必可以简单地解释成孔子主张为了亲情而破坏法律，而更是突显了亲情与公众秩序的冲突。这一点，《孟子》中有更细致的讨论，在此先按下不谈。不过，此段之深意不可轻易放过。在孔子那里，人类的自然亲情，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子对父孝，臣才能对君忠。那么，儿子对窃羊者的父亲孝，大臣是否也要对窃国者的君主忠呢？
这一难题，在英格兰的“国王二体”论中获得了解决。但在孔子那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君主“二体论”，更没有“父亲二体论”。比如，“父”和“父道”是否具有双重性、是否都集中在一个作父亲的凡体之中？当这个父亲的凡体又打孩子、又偷东西、又杀人时，“父”和“父道”能否分离？能否以“父道”的权威惩罚父亲？这一问题，孔子只是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也就是说对父母的错误尽可能地却提醒劝说，如果父母不从，也要任劳任怨。至于如何制约父母的无道，则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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