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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历史发展看，孔子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他的失败，已经命中注定。到了春秋末年，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力架构虽然还在萌芽期，但已经有势不可当之势。不过，孔子的失败除了这些外界的制约外，更有他学说本身的内在理由。孔子学说的最大弱点，在于他试图把他的终极价值体系建立在现实政治秩序之内。这种秩序就是周公之治。孔学没有能像基督教那样，在世俗的秩序之外建立一套神圣的体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教义却征服了欧洲。这里的一大原因，是《圣经》上讲到的两把宝剑：俗权(secular)之剑和神权(sacerdotal)之剑。两者是完全分立的。孔子中则没有类似的区别。他的价值要镶嵌在世俗政治秩序之中。这种秩序一垮，他的学说也就失败了。许多人会说，虽然孔子的学说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失败，因为他的思想统治了后来的王朝，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实，这也恰恰是他思想的最大失败：他的学说，被用来为他最要反对的东西服务。
讨论至此，就不能不涉及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所提出的“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问题。余先生认为，西方文化通过上帝的观念，在现世之外创造了终极的价值源泉，是“外在超越”。中国文化则是在现世之中（特别是人性本身）寻找价值的源泉，是“内在超越”。两者相较，西方的“外在超越”虽然在民主政治、法律、科学等方面有辉煌的业绩，但在近代以来“由圣入凡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中，外在的价值源泉受到威胁，陷入文化危机。而中国的“内在超越”，则是以人为本，在后现代的世界反而有现代意义。
余先生这一对中西文化的归纳，颇有化繁为简之功，至今还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框架。可惜，大概是因为文章题目太大之故，他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多有粗糙疏漏之处，尚有待补充修正。我讲的孔子遭遇自己学说的“价值极限”，其实就是指出孔子无法进行“内在超越”。或者说天下根本没有“内在超越”这回事。他在“人不知而不愠”中所表现的“孔子句法”，是一个明证。下面我不妨就从这句话讲起。
首先的问题是：孔子是用“人不知而不愠”来教育自己的门生，还是夫子自道？如果是在教育门生，如果是因为他看到有些学生有太大的出名欲望，热衷于追逐权力，那么《学而》这一段教训，就体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人性独立和自足的理想。但如果是夫子自道，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些自称“人不知而不愠”的人，和被别人评价为“人不知而不愠”的人，实在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恐怕确实没有任何名利意识，不觉得被人知或不知还是个问题，也不会想这个问题；只有别人才能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很特别，才有此评价。前者则是自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主动行为本身，就说明他对被别人知或不知还是很在乎的，甚至有点酸葡萄的味道。你真若那么不在乎，为什么自己要谈？
因为这一段语言过于简洁，我们不知道这是夫子自道还是在教育学生，两种可能都有。我认为，此话既是教育门生，又是自说自道，内中隐含则一丝悲辛。孔子大概看到一些被他所不齿的人不仅为人所知，而且为人所用。他嘴上对此不以为然，心里对自己的不被人知和不被人用还是有愤激之情的，并在语言上有所反应。他这种想超越世俗但终于又不即不离的状态，我们通读《论语》就不难了解。这种“孔子句法”，在《述而》中表现得特别集中。比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本来是描写他听音乐如何忘情，忘了肉味三个月之久。我们读来，还是觉得肉对他而言实在太好吃了：说不知肉味，其实就是忘不了肉味。你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肉味，才能辨别出什么时候自以为不知道肉味。言说本身就表示肉味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接下来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若真是这样怡然自得，怎么富贵之事还想个没完呢。他说不在乎，但言说本身就是在乎。应该说，“人不知而不愠”这段，表达的不甘之情绪还是很隐蔽的。但在另外的场合，孔子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比如在《述而》中又有一段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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