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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类似丑化中国人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日本。在上个世纪初排华热浪中的美国，媒体的卡通中也到处是类似阿Ｑ这种麻木的中国人的形象。杰克.伦敦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TheChinago，描绘的是从外表和名字都和阿Ｑ很接近的中国农民工：AhCho。看故事的表层叙述，AhCho和阿Ｑ几乎是出于一个原型：他无辜地被认定参与农场里的一个谋杀，被判了二十年。在法庭上，他完全听不懂审理的程序，在审理之中一味幻想着自己无罪释放后在家乡的美满日子。等二十年徒刑意外地判下来后，他还自我安慰，觉得不过就二十年，出来后照样可以过好日子。但是，喝醉了的法国官员错误地把他的名字写在死刑榜上。他就这样被送上断头台。临死时他还觉得这是个很容易改正的错误，提醒那些法国官员：死刑犯叫AhChow，而他是AhCho。这是一个错误。法国人也发现了错误。但是，他们觉得已经为此耽误了许多时间，决定不作更改，反正中国人都是差不多的，屠刀终于砍了下来…（JackLondon,1993:1405-1417.）这故事和阿Ｑ被处死几乎一模一样。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杰克.伦敦并不着力于写AhCho的麻木，而是在他麻木的表层之下，描写他的无辜、他隐隐而现的痛楚、他的无助。总之，这是个有心灵的人。当屠刀落地时，读者感到了失去一个生命的沉重，感到了对草菅人命的愤慨。这是在读《阿Ｑ正传》时很难感受到的。也怪不得杰克.伦敦的这篇小说和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潮流格格不入，被十一家杂志拒绝后，才于1909年在Harper’sMonthly刊出。(JonathanD.Spence:141-144.)
阿Ｑ的麻木，其实是鲁迅的麻木。阿Ｑ的故事，还是在中国最发达开放的农村展开的。如果鲁迅看到更偏远、更闭塞、更穷困地区的农民，还不知道会把他们描写成什么样。就在他的同时代，西方许多传教士、慈善家深入这些穷乡僻壤，目的也是要拯救那里的人的灵魂。但是，他们为这些苦难的人行医送药、无微不至，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情操，在鲁迅身上竟一点也看不到。我不能想象，如果鲁迅看到被特瑞萨修女(MotherTeresa)救治的那些人会有什么反应。他大概会把人家描写得象个虫子、连阿Ｑ也不如。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阿Ｑ正传》和那篇声称灵魂没有得到拯救的中国人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藤野先生》，已经问世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就被这样的作品所激励。所以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会有山西黑窑中的奴隶制度，会有广东打死讨薪民工的惨案。读《阿Ｑ正传》长大的民族，怎么可能对农民公道？再看看西方，特瑞萨修女则成了激励整个社会的英雄。这也怪不得，美国一些富裕家庭，自己掏腰包把还在上中学的孩子送到非洲从事慈善事业。两相对比，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文化的失败？
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们与阿Ｑ们的不同，是鲁迅们不认为自己冷漠麻木，甚至还觉得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是献出了一腔热血却又被他所想拯救的人吃了人血馒头的烈士。所以我说，韩非笔下的和氏，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真正写照：他们永远觉得自己的璞玉没有被承认或者被低估，永远觉得“群臣士民”嫉恨他们，永远觉得他们应该获得足够的权力来支配和设计别人的生活，永远觉得别人应该有被他们检定合格的正确思想。在他们看来，“群臣士民”的意志和情感，在国家理性面前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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