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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我是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从小荒废学业，对中国传统文化训练不足，对西方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如何有资格把《论语》放在世界文化的框架中来解读？我对这些文化又知道多少？这才是我写此书时的迟疑之处。最后终于决定下笔，经过了深思熟虑：我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摆脱无知的状态。人类文化之博大精深，超出任何个体生命所能把握。难道我们永远因此就不说话了吗？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无知。当我觉得能够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无知时，就鼓起了写作的勇气。
所谓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无知，就是敢于在所思考的问题上做了最大努力之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哪怕自己对其正确性并无十足的把握。比如我对“吾”和“我”两字在《尚书》中的用法的解释，就非常冒险。以我的上古文献的阅读量，恐怕没有资格做这样的解释。古文献学家或者文字学家们也许能轻易证明我的错误。但是，我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写作，能在这方面就教的人士不多，只有自己搜集一些文献进行参证后，写出自己诚实的理解，并期望从别人的批评中受益。人类是交流的动物。交流本身，比具体的结论更加重要。
总之，这是一本粗糙的书，但也是我抱有极大期待的书。我并不认定我观点的正确，而是希望这些观点能够激发更多的讨论。我希望在消化了别人的批评后，能够对本书进行进一步修改补充，同时也开始第二本、第三本《论语》研究的写作。当然更希望以后有机会挖掘《孟子》的思想，为儒家启蒙主义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参与塑造当今传统文化讨论的话语。学术当然不是通俗文化。但是，对当今社会上的传统文化热、《论语》热，知识界也不能等闲视之。我们正面临着意识形态的真空，儒家传统是填补这一真空的最方便的材料，而且很容易被政治化。那么，我们是要一个宪政主义的儒家，还是僭政主义的儒家？是要一个开放的、和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对话的儒家，还是一个封闭的儒家？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中国的政治精神、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正站在这个历史的分水岭上。我不接受为专制主义主宰的历史所交给我们的孔子，而是要从这种历史中要回真正是属于我们的孔子。我希望在中国能够找到许多同道，为此进行共同的努力。
我还应该指出，本书因为草草写成，体例不甚整齐，注释不够严格，有时引用的观点，一时找不到出处，只有凭印象写。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交代一下是从谁的研究中受益。这是日后有待改进的。对《论语》本身的字句，我基本没有注释，理由是语言本身很简单。但对所引的其他一些文献，如《尚书》、《左传》、《国语》等等，因为语言有难度，在字义注释上则细致得多。在这些注释中，我大量引用《汉语大字典》的解释，以求省去读者查字典的辛苦；同时为了避免繁琐，对该字典反复引述时没有注明，在此特别申明，并对该字典的编纂人员表示感谢。
另外，几篇附录，多是在不同时期为报纸写的应时之作，也作为附录收入。其中两篇在主题上看似不相关的文章，在此略做说明。《晚霞中的女王》，本是在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八十诞辰之际应报纸之约而作，按说与《论语》并不沾边。但是，因为本书中特别论述了英国的宪政君主和“国王二体性”的概念，此文专写英国女王，在此就有了一点意义：一来对读者理解宪政传统有所帮助，二来也比较一下中国的专制君主和英国的宪政君主之不同，故收入。只可惜当时写作遵守的是报纸的体例，并无注释，现在也很难补上。在此向读者致歉。《江户的意义》一文，本是为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撰写的介绍美国的日本史研究的书评，其中涉及到日本乡村自治的问题，和本书有关讨论相联系，也收进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水平恐怕还是最高，超出中国学者一截。他们的长处并不仅仅是材料运用的丰富和扎实。无论是在中国史学界还是美国汉学界都有一个偏见，即认为日本学者擅长考证而缺乏思想。在我看来，日本学者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他们从共同体的角度分析历史的眼光。这一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他们自己的历史自中世以来就以基层共同体为动力有关。我此书中的观念，受日本学者潜移默化的或直接的影响都甚多。所以，我相信这篇讨论江户时代的文章，对中国学者理解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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