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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慢慢过去了，飞机即将在此行第一站——兰州降落。
对于机组人员来说，这并不让他们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想出一个掩护孩子们逃过国民党检查的妥善方法。
一位苏联飞行员对别洛夫上校说：“别洛夫同志，反正一会儿降落的是咱们苏联空军志愿兵的基地。等飞机着陆后，我先下去招呼我们自己的同志开车过来，把孩子们偷偷送上汽车，再想办法混出机场不就行了？”
“不行，这太危险！”别洛夫摇了摇头说，“万一国民党士兵抢先上来搬东西，或者在一边盯梢，那不就暴露了吗？斯大林同志要我们保障孩子们绝对安全，我们可不能草率行事！”
这个建议被否定后，人们一阵沉默，大家的眉头都拧成了疙瘩，有的还急得把头上的军帽扯下，抓着自己栗色的头发。
这时，领航员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下孩子们，兴奋地一拍脑袋说：“别洛夫同志，我有个主意！”
“快说，快说！”大家急切地催促着。
领航员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对周围人说：“同志们，你们看，孩子们个头都不大，我们能不能试着把他们藏进我们飞机上的行李卷里？喏，就这么卷进去，头和脚都可以藏起来。这样，就算国民党士兵上了飞机，谁又会想到行李卷里会有人呢？”
别洛夫紧闭双唇，思忖了一下后说：“好吧，只有这样了。”随后，他转过身去，一脸严肃地对四个小孩说：“孩子们，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一会儿我们要把你们藏到行李卷里。那里可不太舒服，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出声，不然就糟了。这可不是做游戏。能答应我吗？”
孩子们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一眨，听完翻译讲解后，使劲朝别洛夫点了点头。别洛夫高兴地摸了摸他们的头，说：“我们行动吧！”
飞机平稳降落了。机组人员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说笑着走下飞机。机场上停着不少战机，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地勤人员跑来跑去，忙着为即将起飞的战机做最后检查，以及为刚降落不久的飞机补充燃料。
几名地勤人员排着队走向了别洛夫他们的轰炸机，帮忙卸货。第一名士兵扛起裹着孩子的行李卷后，就觉得肩头一沉。“咦——怎么回事？”他纳闷得出了声。
别洛夫机敏地跨上一步，用手拍着他的后背说：“行李很重吧？要不我们自己来搬。”接着，他打了个唿哨，大声地招呼战友：“同志们，过来帮一下忙，把行李搬到汽车上！”
“不用不用。”那个国民党士兵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他地勤人员则在一旁开起了同伴的玩笑：“你小子没吃饱啊？这点力气都没有？”
“我看他可不像是没吃饱。要是让他扛一个大姑娘，这小子比谁都有劲。哈哈哈哈——”
藏在行李卷里的孩子们这时可不好受。他们觉得自己就像被关进了狭窄的黑洞里，胸口憋闷得紧，但又不敢动弹，也不敢大口呼吸，生怕被人看出破绽。
娇娇、朱敏、罗西北、王继飞被国民党士兵们扛在肩膀上一颠一颠的，接着，又被“咚”地一下子甩在了来接行李的汽车车厢里。
一旁的苏联飞行员们都暗自为四个孩子捏了一把汗，尤其担心年龄最小而且又在生病的娇娇。万一她这时又肚子疼，或者哼哼一两声，整个计划就功亏一篑。所幸的是，所有孩子从被塞进行李卷，到被摔上汽车，始终都一声不吭。
当飞行员们坐着装载行李卷的汽车驶出机场，所有人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算放进了肚子里。其实，他们低估了这些小不点们。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红色后代们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应变能力已非同龄孩子可比。
傍晚掌灯时分，孩子们被偷偷送到停在机场的一架客机上过了一夜，这架飞机次日将飞往阿拉木图。
第二天，别洛夫和战友们早早就来到了机场，将孩子们安顿在行李舱内，并派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苏联军官照顾孩子们的安全。
起飞前，国民党哨兵照例登机检查。在客舱看了一圈没什么发现后，两个哨兵走下舷梯。
突然，一个哨兵嘴里嘟囔了一句：“行李舱用不用检查一下？”
翻译听到后心里一紧，他赶紧轻声地将哨兵的意图告诉了别洛夫。
别洛夫正欲上前解围，另一个哨兵先开了腔：“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被西北风把脑瓜子给吹糊涂了？赶紧回屋烤烤火，老子的脚指头都快被冻掉了！”
“说得也是。今天怎么他妈这么冷？”
看到哨兵们开始犹豫了，别洛夫走上来，手里拿着装了伏特加的扁酒壶，笑着递上前说：“冻僵了吧？来，喝点儿！”
“算了算了！”哨兵们摆着手，脑袋直晃，“你们这个酒我们中国人可喝不惯。
走吧，走吧。”
几分钟后，客机起飞了。兰州的凶险就这样离孩子们远去了。
“乌拉！警报解除了！”在行李舱保护孩子们的苏联军官高兴地大声宣布。他伸手摸了摸孩子们的小脑袋，竖起大拇指赞叹道：“好样的！”
娇娇、朱敏、罗西北和王继飞虽然听不懂俄语，但看着那个苏联军官这么高兴的样子，也基本上猜出了大概。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黑眼睛忽闪忽闪的，一个个都咯咯地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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