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后代的苏联印记》 第一部分
任弼时“赔不是”

    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西服革履的任弼时和秘书师哲等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早已等候多时。任弼时从去年，也就是1938年的3月抵达莫斯科后，便逐步接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工作。

    王稼祥和任弼时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接触时，系统地汇报了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共的工作和任务。为此，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7月回国之际，明确表示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呼吁一心争权的王明停止错误的做法。同时，季米特洛夫拨出30万美元，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

    乘客们鱼贯走出车厢后，迎接人员纷纷上前握手寒暄。任弼时对周恩来和陈昌浩说：“恩来、昌浩同志，我已经和苏联政府联系过了，你们两位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恩来，我让师哲同志为你当俄语翻译。昌浩同志俄语好得很，就不用别人代劳了。安排你们9月14号住到医院里去，你们看怎么样？”

    周恩来点了点头，对任弼时说：“还有几个延安的孩子得过一段时间再来，就请你多费心安排了。”

    “放心吧，我先让其他同志领他们在莫斯科转一转，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再和苏联方面联系一下，把他们送到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儿童院里学习。现在，儿童院里有不少中国孩子，主席的两位公子岸英和岸青也在那里。”任弼时说。

    站在一旁的孙维世沉不住气了，她见周恩来和任弼时还没提到怎么安排自己在苏联的生活，于是偷偷拉了拉站在身边的邓颖超。邓颖超见她急迫的表情，顿时明白了，便对周恩来和任弼时二人笑着说：“你们俩只顾考虑别的孩子，我这个干女儿可是要有意见了。”

    任弼时忙不迭地边作揖，边说：“啊呀，我们的孙大小姐生气了，我可担待不起，担待不起啊！”

    大家都被逗乐了。孙维世上前说：“任叔叔，我早想过了，我到苏联来就想学艺术。”孙维世14岁时，母亲曾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期间，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她对于表演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

    “放心吧，你先把俄语学好，我再给你找莫斯科最好的戏剧学校，怎么样？”任弼时说。

    “太好了，谢谢任叔叔了！”孙维世开心地笑了。

    众人朝火车站外走去。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对任弼时说：“我这里有毛主席给岸英、岸青的信，还有一封是给贺子珍同志的，请你代我转交吧，我怕进医院后就不方便出来了。”

    任弼时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