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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称“七部”）里，贺子珍正捧着毛泽东的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滚落下来。信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字句，在眼中模糊起来。
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她不愿意相信这是出自毛泽东的本意，但事实如此，信纸上的笔迹对她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其实，贺子珍并不是一个弱女子，相反，她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刚烈而闻名的。1927年江西永新暴动之后，这位“神枪女将”跟着革命部队上了井冈山。长征时期，她虽然在贵州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身中十数块弹片，但依然顽强地从死神手中逃脱，并靠着惊人的毅力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到了延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上的弹片越来越影响到贺子珍的健康，进而使她无法全心工作。此外，生育过密也牵扯了她很大的精力：继第五个孩子②娇娇（李敏）之后，她在1937年秋又再次怀上了毛泽东的骨肉。所有这些情况使她萌生了离开延安去上海治疗的念头。
同时，本来就作风泼辣的贺子珍，脾气越来越急躁，人也变得多疑，与丈夫经常就一些小事发生口角。正如毛泽东对她说的那样：“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一次，毛泽东和来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两人有说有笑。贺子珍看到这个场面后一下子被激怒了，并和史沫特莱动起手来。毛泽东在一旁批评妻子不顾影响，但贺子珍不服气，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身怀六甲的贺子珍于是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女儿娇娇，负气出走。
1937年10月，贺子珍来到西安，但她原先去上海的计划被迫取消：上海已陷入日寇魔爪，而其他各地也形势吃紧。一筹莫展之际，她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洛甫
③的妻子刘英和其他几位同志路经西安，将去苏联治病。贺子珍心想，去苏联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那里先进的医疗条件有利于恢复健康；另一方面，莫斯科还有专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培训班，可以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思前想后，贺子珍打定了主意，向延安方面提出赴苏联治病的申请。
毛泽东知道妻子的决定后，立刻写信慰留贺子珍，并派警卫员前去西安接她回来。但倔强的贺子珍却让警卫员捎回了一方写了告别信的白手绢。
此后，贺子珍当年11月和刘英等人一起动身北上，于1938年1月抵达苏联，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
贺子珍到苏联后为自己起了个化名——文云④，这除了考虑到当时苏联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因而不宜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因外，也是由于好强的贺子珍不愿顶着“主席夫人”的头衔而接受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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