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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1]。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2]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章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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