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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武昭仪的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示威上,稍事休息之后,于永徽六年六月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次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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