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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阎锡山既害怕日伪军南下山西，又害怕驻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乘机闹事，认为“现在全国的难题均集中于晋绥”。针对阎锡山的这种心理，彭雪枫建议他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主张。这样，12月25日，以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发表宣言，发动百万民众开展“营蒋抗敌”签名运动。不久，阎锡山解除了对陕北的经济封锁，双方开始了商业往来，通过吉县、兴县等地，把粮食、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入陕北苏区。1937年3月，经彭雪枫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但是，阎锡山又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中共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当彭雪枫将阎锡山的这种考虑转达给毛泽东、周恩来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亲笔信。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全国局势，再次表示了共产党的抗日决心，
并提出与阎锡山商谈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7月28日，阎锡山函复毛泽东，说：“周小舟君抵晋，持诵大札，并还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度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表示：
“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在确立了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后，对如何具体落实红军入晋抗日问题，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洽谈。对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请求红军会合晋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
1937年10月下旬，阎锡山向毛泽东等提出“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毛泽东通过彭雪枫作了答复，并向阎锡山详细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阎锡山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同意八路军分别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等为依托，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1月，阎锡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到汉口，他嘱告山西驻汉口办事处负责人等几个亲信，筹划在汉口办一日报或杂志，用以宣传抗日战争，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影响。4月1日，《自由中国》杂志问世。在延安的毛泽东应约为该刊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对抗战逐渐丧失信心。
1939年12月，阎锡山挑起了反共的“晋西事变”，毛泽东等一直采取了克制态度，多次指示“不公开刺激阎锡山”。事变发生后，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前往秋林，当面向阎锡山讲明利害关系，做调解工作。
1940年2月23日，毛泽东起草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信，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告知派肖劲光和王若飞前往谈判。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把信交给肖劲光，并对肖劲光和王若飞说：
“你们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5日，肖劲光和王若飞持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准备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肖劲光他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肖劲光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回答。这显然是在有意刁难。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肖劲光等人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明说的问题，他们也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
肖劲光和王若飞为了圆满完成转交毛泽东信件的任务，坚持要与阎锡山面谈，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他们。
这位在山西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军阀，这时候已经是老气横秋、步履维艰了。他在阅读毛泽东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肖劲光和王若飞当然不会轻易让步。
事后，当肖劲光、王若飞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肖劲光、王若飞把毛泽东交代的那些话，都原原本本地对阎锡山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阎锡山接受了我党的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这些协议，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都是有利的。后来，
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发动进攻。
阎锡山与太原日军高级人员往来甚密，大有投降之意。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派王世英对阎锡山进行苦劝，抑制了他的投降活动。
毛泽东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1948年9月，毛泽东派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到太原前线劝降。其后在一次与徐向前谈及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时还提出：如果有这种可能，就尽力争取。阎锡山如同意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军队开到汾（阳）孝（义）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去，麻烦就少了。
北平的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毛泽东等再次估计了阎锡山投诚的可能性。1949年2月，毛泽东表示：太原如能照北平那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表示改变过去的立场，还要考虑让其参加新政协。毛泽东对阎锡山可谓做到仁至义尽，和平与否的选择权完全交到了阎锡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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