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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经常强调要孩子们以普通学生的面貌生活在群众中，不要有任何特殊。当时全国都是过供给制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除了享受规定的一份津贴费用外，他们从不另寄钱和衣物，李立三经常说：“当年我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学费、生活费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你们一切都有组织负责，就应该完全满足了。”
两个最小的女儿英男和雅兰，生活在他们身边，条件好一些。但从入小学开始就坐公交车上学。雅兰七岁时，大人也只将她送到公交车站，然后自己乘车去学校。当她们年纪稍大一点后，李莎就常对她们讲：“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比老百姓好得多，党对我们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除此以外，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要求了。”1965年，李立三、李莎夫妇鼓励英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并要她争取去艰苦的边远地区。当她从山区写信回来，谈到在那里睡土炕，吃窝窝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的时候，李立三非常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没上这一课，就不能真正算大学毕业。”
孩子们有一个叔父，是李立三唯一的亲兄弟，在家乡教小学。解放初期，他因为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有困难，跑到北京来找李立三，说养不活家，要另找工作。李立三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不是这么个找法，要群众拥护，组织挑选，况且教书也是很好的工作。至于生活困难，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只能替你出这么个主意，你回去好好工作，把工农子弟教好，饭不够吃，你就吃粥，但是，千万不要装阔。如果你吃了三个月粥，而且照样努力工作，党和群众不来帮你解决困难，那就是怪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现在过的是供给制，党只负责我的生活，要我再照顾你，我不能伸这个手，党里也没有这个制度。”就这样，李立三和李莎给了叔父一些平时积攒下的钱，就把他劝说回去了，以后叔父就一直安心留在家乡，老老实实地工作，没有再来找李立三。
平时有些乡亲，特别是长辈来了信，李立三就要孩子们写封回信，但只用他们的名义，李立三自己从不署名。他说：“我是个老党员，人家很容易通过我们来看共产党。如果根本不回信，他们会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对党的影响不好；但如果我署了名，说不定他们又会借此做出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对党的影响更不好。”他还多次向李莎和孩子们打招呼，凡是家乡亲友，如果想通过他们找他办什么事，一概不要答应。他说：“国民党就爱讲私人关系，共产党就不兴这一套。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全国人民办事的，不是为哪个私人办事的。”但接着，他又笑一笑说：“说共产党不讲私人关系，也不完全对，以前我们搞白区工作，有时候也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不过，我们只是利用私人关系为党做事情，决不利用党的关系去为私人做事情。”
1950年春的一天，李立三的妹妹和妹夫从醴陵老家来了，说他们那里要开始土地改革了，妹夫的成分高，可能要定为地主，而现在当地的领导，都是在哥哥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想让哥哥帮他们说句话，要给他留条生路，别把土地财物都分光。李立三听说后，马上对他们说：“你（妹夫）是什么成分，有什么问题，当地的政府和群众最清楚了。该怎么处理都有政策，你们这样跑到北京来找我是错误的，那是要加重处罚的，你们赶快回去。”就这样，第二天给他们买上车票让他们回醴陵了。当时孩子们觉得这事父亲做得太不尽情理了，就跟他说：“人家大老远的跑来找你，你又都认识当地的人，就帮他们说说呗。”李立三听后板起面孔，很严肃地说：“那怎么行，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土改是党的政策，我只能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我要说了话，下面就可能不按政策去办了，那就糟了，搞不好，会影响党的声誉。”
这些事情，对孩子们都是活生生的教育，他们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都好好学习，成长为挺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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