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绝恋》 第二部分
李立三托郭沫若带信给党中央

    李立三与郭沫若，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李立三是起义的发起人之一，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苏联，身处逆境；郭沫若也因蒋介石的“通缉”，东渡日本，双方便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党中央就向苏联交涉，让李立三回国工作。直到8月底，苏共联络部部长潘友新才对李立三说，你多次要求回国，现在批准了。为做好回国准备，他让李立三先看一些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国内的报纸，以了解国内情况。这位苏共负责人曾经问李立三，你对于被捕的事情有什么意见？李立三回答说：“被怀疑是难免的，现在弄清楚了，苏联是正确的，斯大林是英明的。”但是这位负责人只告诉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却迟迟没有告诉他什么时间可以回国。

    1945年6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来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路上耽搁太久，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末尾。在苏联的特别优待下，单独给他安排了50天的参观游览活动，直到8月16日才离苏回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立三同老友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此期间，李立三在莫斯科多次去看望郭沫若，两人长时间叙旧。后来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写道：“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郭沫若启程回国前，李立三请郭沫若带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党中央向苏联交涉，准许他尽快回国工作。

    郭沫若从苏联回到国内，把李立三在苏联的情况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作了汇报，同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斯大林、苏共中央的再次交涉，才无条件地准许他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