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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丽扎提着一小包衣物搬进“柳克斯”招待所，和李立三结婚了。
“柳克斯”招待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上，十月革命前是个酒店，上世纪20年代改为共产国际招待所，仍保留客房形式，但进住的已不是富商大贾，而是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如德国的皮克、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大部分也住在这里。李立三有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两张窄床、一个小圆桌和一个小沙发。只有洗脸池，没有浴缸。厕所、淋浴、厨房都是公用的。这与王明所占用的豪华房间是不可比拟的，但他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洞房”。
婚礼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既没有伴娘，也没有牧师的赞美诗，只是十几位来宾向新郎新娘表示了祝福。陈云、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她的女儿独伊，还有欧阳新等中国同志，为丽扎和李立三带来了美好的祝愿。
房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西餐和中餐，西餐出自丽扎之手，中餐则是李立三的杰作。在场的俄国人都是第一次吃中餐，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丽扎也是第一次吃中餐，尽管还不习惯，但她知道，嫁给了中国人将来免不了要吃中餐，她从心里惊叹李立三的烹调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而亲切。
新婚燕尔，按照俄国人的传统习惯，女子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她就应称为“叶丽莎薇塔·李”。李立三则根据“丽莎”的谐音，为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洞房花烛之夜，李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她意识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有所付出的。她亲眼看到李立三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还要主编《救国时报》，又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的是，李立三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李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时不生孩子。
婚后，李莎与李立三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立三感激李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他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李莎。而李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立三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虽然不算好，但也可同李莎进行交流。
从此，李莎便将自己的命运同李立三、同他的祖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
李立三的第一个妻子叫林杏仙，是他六岁时父母给买的童养媳，17岁时，父亲强迫他们结婚，这是中国那个封建时代典型的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年纪轻轻的便患风瘫去世了。
李立三的第二个妻子是李一纯，他们曾一起在安源从事过工人运动，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李一纯另有所爱，离开了李立三。她为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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