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斯大林“镇反肃托”运动开始后，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是他们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内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同时，捕风捉影，对李立三进行诬陷。要求解除李立三中共代表团成员、《救国时报》负责人等职务，引起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反对。王明、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诬陷李立三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就经过共产国际干部局于1937年９月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据一些知情人讲，苏联内务部从那时起就对李立三开始秘密监视了。
王明、康生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1937年秋，王明、康生正准备回国，李立三也申请回国抗日。王明坚持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中共领导人”自居，打算在中国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线。李立三在党内的资历远远超过王明，且历来与王明有矛盾，此时此刻放李立三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对王明非常不利。要不让李立三回去，就必须找出新的问题来，因为李立三对过去的错误反复检查过好几年，已无法成为不准他回国的借口。公文包的丢失恰好给王明、康生提供了口实，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对王明、康生的诬陷，李立三坚持反驳，准备了一套书面材料及一块工作人的旁证，递交共产国际监委会。监委会于1937年10月5日开会，认为干部局提出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指控证据不足，需重新调查再作结论。11月间，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由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同情李立三，支持他回国的要求。他于1938年２月初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信中写道：“李立三同志是‘立三路线’的推行者，在苏联工作期间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考虑到他的革命资历和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可以派他回中国担任工会工作。”季米特洛夫在信中立即批示同意，并对李立三回国要办的手续等细节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预定2月25日开会最后讨论，李立三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恰在这时，苏联内务部根据王明、康生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抢先下手逮捕了李立三。
1938年2月23日凌晨，“当当”的敲门声把李莎和李立三从酣梦中惊醒。身穿军装、荷枪实弹的两个人闯进屋来，亮出逮捕证，然后翻箱倒柜地满屋进行搜查。“跟我们走！”对李立三的这一声吼叫使李莎肝肠寸断。李立三将瑞士手表交给她，换上一身最旧的衣服。他神色镇定，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李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请你把这些话一定转告我们中国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李立三被带走了。李莎强忍住眼里的泪水，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陈潭秋见脸无血色的李莎进来，大概已猜出她带来的消息凶多吉少。“李明被捕了。”李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转告的话，我都记下来了。”说罢，李莎把纸条递到陈潭秋手里转身离去。
就在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管理员把李莎赶出大楼，勒令她搬进院内阴森、潮湿的一间小平房里。这是“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她们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了革命、为了寻求真理，跟随父母、丈夫或兄长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又和苏联干部、百姓一道受无辜迫害之苦。李莎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同情她、安慰她的外国朋友。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