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绝恋》 第一部分
李立三和王明的旧怨新仇

    王明和康生为什么同李立三过不去呢？据王明说，他同李立三在国内就有嫌隙。具体情况是，王明是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届学员，因善于钻营，深得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局长兼校长米夫的青睐。1928年在反托派斗争扩大化中立过功，当时的一千多名同学都被打成托派，只有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算是布尔什维克。毕业后，米夫派他回国，原本是想让他替代李立三，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研究后，认为王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和锻炼，于是，派他去苏区工作，他怕吃苦，不去；派他到基层工作，在工作中被捕后，又泄露了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住址。党中央给了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决定：“若不悔改，便清除出党。”因而，一时得不到重用。

    在国内批判李立三的斗争中，康生一击有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一个普通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阵营中，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两人沆瀣一气，妄图篡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康生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加露骨。

    当时，由于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只得由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作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后，王明与康生共同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辞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阴谋未能得逞。这就使王明、康生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