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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策划进入阿富汗时，布莱克陪鲍威尔国务卿的副手阿米蒂奇去俄罗斯会见了俄方官员，同时继续坚持着自己对尸体肢解毫不掩饰的偏爱。当俄罗斯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警告布莱克说，美国有可能会失败时，布莱克反驳说：“我们将杀掉他们。我们将把他们的头插在铁棍上。我们将搅得他们不得安宁。”有意思的是，科弗•布莱克在“9•11”事件后迅速组织的秘密行动十分倚重他直接指挥的私人承包商，而不是美国现役军事部队。科弗•布莱克的手下用人脉关系招募了约60名前三角洲突击队、前海豹特遣队及其他前特种作战军人，作为独立承包商承担这一最初使命。这60人是在“9•11”事件后首批进入阿富汗的美国人的一大部分。
到2001年年底，布莱克已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在布什政府反恐政策的起草和实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布莱克说：“在‘9•11’事件前就参与打击基地组织的情报界官员有了一种欣喜的感觉，终于，那些以前挡我们路的律师和谨慎的决策者可以肃清了。我们终于可以拿到早就该有的许可了。”布莱克的反恐中心迅速从300人扩张到1200人。一位前反恐专家对《华盛顿邮报》说：“那是反恐事业的昌盛时期，我们不用和其他人纠缠了—这太让人激动了。”
美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热点地区绑架了不少人，并把其中一些空运到美国设在关塔那摩的监狱，很多人都是没有受到指控就一关多年。他们被视为敌方战斗人员，并且无法接受法律系统的援助。其他一些犯人则被关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的监狱里。布莱克2002年在国会作证时谈及了反恐战争中的“作战灵活性”。他说：“这是高度机密的领域，我只能说‘9•11’事件前后是截然不同的。在‘9•11’事件之后，我们的手套就摘掉了。”
布莱克后来在2004年吹嘘说：“基地组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领导人被逮捕、拘留或打死，而且美军还拘留和消灭了3
400多名基地组织成员和支持者。”作为这种新的灵活性作战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对犯人做了秘密转移—将其空运至人权记录可疑或极其恶劣的国家，他们有时在那里受到了心理或身体上的折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大量使用了自己的“转移小组，它由负责官员、准军事人员、分析家和心理学家组成。他们的工作是判断应如何在某个街道、边远山区、机场的某个隐秘角落抓捕某个人”。据《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转移小组的成员执行一个简单而标准的程序：他们从头到脚一身黑色，戴黑色面罩，将犯人蒙上双眼，脱掉其衣服，给其灌肠并服下安眠药。他们给犯人绑上纸尿布并穿上连体工作服，然后就带上飞机，有时要飞一个白天。他们的目的地或是中东、中亚某个国家，或是阿富汗的某个拘留设施，或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某个秘密监狱—在保密文件中称为“秘密地点”，分布在8个国家（包括几个东欧国家）。
中央情报局会把对犯人的审讯题交给“秘密地点”所在的国家。一名参与过这项行动的美国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并不折磨俘虏。我们把他们送到其他国家，让他们去折磨俘虏。”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如果你不能有时侵犯一下某人的人权，你就可能干不好你的工作。我不认为我们想促进对侵犯人权零容忍的观点。那是中央情报局很长时间以来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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