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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云的这种做法，当时有许多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回我们好不容易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当时估计退补的数字达30多万亿元），怎么轻易就放弃了？他们不明白，事实上当时根本就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这么多钱，如果强行坚持退补，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1952年第一季度，是“五反”搞得最厉害的时候，不但没有多搞到几个钱，税收反而比上年同期少收了5个亿。
为了使一些不懂得这样做的意义所在的领导干部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陈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必须“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①
针对有些人过早地提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错误倾向，陈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去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②
事实证明，陈云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税收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中占最重要的位置，而且税率在当时也不轻。看起来人民政府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些，但人民政府比国民党时期实收的要多得多。当时，全国一年实收大约合23亿元的光洋。而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8亿～9亿元光洋。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因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③
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及其提出的先税后补的办法，不仅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在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因为“五反”运动开展得好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到与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还在“五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因运动过猛而产生的生产停顿问题。为此，他指出在开展“五反”斗争时，“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④
毛泽东还指出，在开展“五反”斗争时，必须注意对资本家进行具体分析，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限，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于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95%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5%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作结论。有些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也就算了，如果要对这些人在这次斗争中彻底弄清一切问题，势必拖长时间，对整个局势不利。剩下大约占5%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4%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1%左右。又分为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就是说，把他们捉起来，关几天，许其取保释放，随传随到。捉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徒刑，因为徒刑判多了是不利的。这类人约占0.5%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0.5%左右，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如果只有前二条，没有后一条，就将其逮捕，必定不得人心。所谓“人缘不好”，就是在多数资本家看来他是不正派的。①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为解决私营工商业者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政府有意识地扩大了加工定货的范围和数量，保障资本家从事合法经营能获得合理的利润。因此，私营企业的利润不仅没有因“五反”而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当时在工商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难忘的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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