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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陈云再次电示各地，要求：“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的有无与大小（例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估计沪汉也可能出现如12、13两日京津市场一度极乱的情况，但也可能不及京津之乱。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惶。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两日来，京津我贸易公司已卖不掉粮，粮价在回跌中，只要沪汉两地也出现这种情况，此次涨风即告一段落。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11月25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起见，各地仍照11月13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弛”①。
按照上述部署，天津先后从东北调集粮食3000万公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000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在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刚开市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商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然而，这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知道大事不妙，也开始赶紧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为使投机分子受到彻底打击，人民政府又作出如下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资；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
有人向陈云反映说，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这样一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两面挨耳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于是，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
事后，上海的一位著名资本家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①
10月涨风平息下来以后，陈云并未掉以轻心，他预料投机分子这次受到严厉打击之后，决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要进行反扑。他们这次在纱布上跌了跟头，短时间内不敢再在纱布问题上做文章，但很可能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因此，11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陈云即开始筹划在粮食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较量。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并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了2亿公斤大米支援上海。
1950年1月11日，陈云就解决川粮济沪问题致电饶漱石、曾山，指出：四川的2亿公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他还致电邓子恢、东北财委并曾山，说上海存粮仅八九千万斤，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1月22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的办法，除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四川、东北向上海运粮外，应准备向国外增购2亿公斤大米。
为了确保在粮食问题的较量上万无一失，陈云对东北和四川这两个坚强的后盾特别关注。1月23日，他再次致电东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希望东北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
1月26日，他又致电中南财委并转中南交通会议，要求他们设法组织公私船只接运由重庆到宜昌的大米，并运到上海。他指出：此一任务，关系到全国物价计划及上海供应问题，必须解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补充。事实证明陈云的估计是准确的。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在经历了两次打击之后，仍然不服气，还想寻找机会与人民政府较量。1950年春节前后，他们又看准了粮食市场，妄图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规律”，加上投机商们看“准”了政府粮食准备上的“不足”，因此，他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以出出前两次被整的晦气。
于是，春节前夕，投机商们开始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市场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下多少，如同疯狂的赌徒一样，把他们所能调动的头寸都押在这个赌注上，以为肯定能利市百倍，坐等暴利像黄浦江水一样源源向自家流来。投机商们扒进粮食一直到1949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等待正月初五财神爷上门。
正月初五到了，粮食市场“红盘”开出，出乎投机商们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在陈云和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1亿多公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大米，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正如一位资本家说的那样：“商务印书馆那个小个子（指陈云）真行！”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元气大伤，彻底认输，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和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了，持续了十多年的有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到1950年，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将军的话——“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理财能力为“能”①。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总结了一年来与投机资本较量的经验教训后，说：“当然，这些工作中毛病还很多”。毛泽东随即插话说：“第一条是功劳很大”②。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但私营工商业界又发生了困难。不少地方出现了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工人失业等问题。这是在虚假购买力消失后，过去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服务的一些行业出现了困难，加上私营企业盲目经营以及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私营企业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尤其是调整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之所以如此，陈云说：扩大农村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实践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1年4月，他在总结上一年的财经工作时，说：“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6月以前是统一，6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①同时，由于在调整公私关系时，对有困难的企业实行了加工订货，并合理地划分了经营范围，这就使得一些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并积累了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提出，为了优先保证战争费用的合理支出，财经工作安排的顺序，第一是战费，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是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的稳定；第三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即“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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