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8）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2月3日，刘少奇又同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随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1954年2月6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外地休假没有出席，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他指出：“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特别告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又说：“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①

    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他检讨了自己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并对建国初期负责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在天津讲过的一些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

    陈云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有可能蜕化变质的原因。他说：第一，“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第二，“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第三，革命胜利了，环境有了变化，有了腐化变质的有利条件。他说：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野心人物。“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其次，陈云提出了防止出野心家的有效办法。针对有人认为第一，我们党已有30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野心人物。第二，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野心人物。第三，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认为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野心人物等等说法，陈云指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说乱子是否会闹到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程度，那要由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他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他还强调说：“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单有这一条，还靠不住。“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么，我们究竟靠什么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不出野心人物呢？陈云指出：“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其中的关键是在高级领导人身上，也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此外，还要“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他还指出：“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不能骄傲，不能背包袱，自以为一贯正确。而应当小心谨慎。“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①。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也作了发言，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高饶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但并不诚实和深刻。会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饶的阴谋反党活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上述发言和报告均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和批准。座谈会期间，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未遂）拒绝党对他的挽救，并终在8月再一次自杀身死。饶漱石虽然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未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是避重就轻，进行抵赖。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邓小平所做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至此，高饶反党活动被彻底粉碎。

    事件处理时，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政治敏锐嗅觉，在1954年3月14日与陈毅的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道：“伸手岂止高饶。”并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陈云也做了一个重要发言。他把高岗在阴谋活动期间准备和他做“幕后交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向与会者作了揭发，并指出：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