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7）

    在高岗积极争权的同时，饶漱石也不甘寂寞，积极配合高岗的活动，在组织部内开展了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无原则批判。1953年春，中组部派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安子文听到汇报后，随即向周恩来和刘少奇做了反映。饶漱石小题大做，向安子文发起突然袭击，指责安子文“胆大妄为”，毫无根据地给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觉不灵”，“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等帽子。这样一闹，就把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给打乱了。后来，毛泽东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斗争一个‘吏部尚书’不给中央打招呼？！”

    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领导核心小组会议上把所谓“圈圈”问题和“名单”问题抖落出来，“火上浇油”。并表示：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随后，他即在组织部内展开对安子文的无原则的斗争，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很严重，要“震动”一下。刘少奇得知情况后，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谨慎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继续争吵。但饶根本听不进去，继续攻击安子文。

    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扭偏会议的方向。在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由于多数与会者没有跟他一起起哄，他不甘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他发牢骚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让邓小平问饶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去请来。饶自觉心虚，只点了一个陈赓。他听说陈抗日战争时期带部队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所不满，且陈讲话口没遮拦，以为陈到会能放上一炮，但结果并未能如他所愿。

    中央觉察到了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根本不承认安子文和中组部其他几位同志对他的批评，反而气势汹汹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污蔑安子文“霸着组织部”，使他“插不进来”，而部里一些人同安串通一气，抗拒他的领导。对于这些不实之词，刘少奇在主持小组会的过程中，对饶进行了严肃批评。但饶不仅不接受，反而在中央汇报会上蛮横地责怪刘少奇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甚至威胁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于是，中央决定，刘、饶、安三个人的发言都交中央审查。

    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他说：对于双方的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①

    邓小平在会上也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者本着“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给饶漱石以“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在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认错，并继续在毛泽东面前数落刘少奇、安子文和中组部其他负责人的所谓“错误”，还照旧到高岗那里去议长论短，发泄怨气。

    饶漱石这些活动的实际矛头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其目的是配合高岗争夺更大权力。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饶一反常态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后来，他在检讨中又说，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②。

    面对高饶的责难和攻击，刘少奇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曾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为了挽救高岗，毛泽东曾建议高岗直接找刘少奇当面把意见谈清，并对高岗说：少奇同志是个很老实的同志，他会有自我批评的，你跟他可以说得通的。高岗不仅不去找刘少奇谈心，反而对别人造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高饶的反党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委托陈云沿着高岗的出行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大圈，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特地向时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打招呼：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1971年，陈云在回顾这次特殊经历时说：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说服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毛泽东在听取陈云汇报时，当即反问：“难道不要恩来？”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与罗瑞卿的谈话时，又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并提醒罗瑞卿要注意高岗的动向。

    在掌握了高饶阴谋篡权的充分证据后，毛泽东决定采取措施，粉碎这一阴谋活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等人在“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①。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点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又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到这里，毛用手指了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随后，毛泽东建议中央通过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同时，中央向高岗指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他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为准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于1954年1月7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对全会召开的具体时间、主要议程、报告内容等都作了部署。他指出：在会上“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在致刘少奇个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刘少奇：“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为错误。”①

    毛泽东的警告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饶慌了手脚。他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企图蒙混过关。高岗曾致信毛泽东，表示自己犯了错误，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并提出想和毛泽东面谈。毛没有同意，只是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再次强调：“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应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