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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这些论述，毛泽东是不赞成的。1953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他认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呢？要‘确立’是很难的哩！
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又说：“‘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④
最后，在1953年上半年，因“新税制”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政府工作犯了严重的分散主义错误。
“新税制”是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1952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之所以要提出“新税制”，是因为在1952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由于五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亦更多地采取“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难以征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很难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这就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于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确定了修正税制。
“新税制”以保税和简化税制为原则，作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规定。
修正后的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953年初，山东分局向明等3人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北京市委也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也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后来，毛泽东又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①随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织和直属政务院的其他部门，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人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
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其后，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又在5月15日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①。这显然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
党的领导人之间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进行争论与批评，这本是正常现象，但高、饶却从中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不信任了，进而认为这是一次在政治上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以获取更高权力的最好机会。
此外，高岗之所以大肆攻击、反对刘少奇个人，还因为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刘少奇曾几次对东北的工作提出过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少奇在工会及农村工作问题上同高岗的分歧外，在城市工作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刘少奇对高岗的过“左”做法也有不同意见并提出过批评。
1949年4、5月间，刘少奇收到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的一封信，反映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经中央研究后，刘少奇在5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①。
因此，高岗授意秘书代笔，撰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刘少奇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都作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他还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进行攻击。他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他攻击刘少奇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人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大圈圈。
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毛泽东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并要安提供意见，以便在毛问起时有所准备。安听后未经中央授权，就私自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给高岗看过，并和饶漱石谈过。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两组：一组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高、饶明知这么做是十分不妥的，却不报告中央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高岗更胡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张名单的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高岗还造谣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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