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高饶阴谋篡权（1）

    高饶阴谋篡权时，陈云主动揭发；事件处理时，毛泽东提议搬陈云作救兵；事件处理后，陈云强调：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陈云还较早地觉察到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有可能蜕化变质，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防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措施；毛泽东赞赏陈云处事公道，稳重

    高岗和饶漱石原本并不相识，是共同的权力野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以烧卖木炭为业的农家，只上过初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到东北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26军（即刘志丹部队）政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要职。在工作中，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过程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工作期间，当地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即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失意时患得患失、泄气动摇）严重，私生活极其腐烂。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高岗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权力欲。他作为中央西北局书记，在处理与留守兵团的关系上，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是批评了留守兵团，并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同时又对高岗说：“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当留守兵团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做自我批评时，高岗却不作任何表示。因此，在整风期间，西北局高干会议批评说：“边区当前仍然存在着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对此，高岗不仅没有接受批评，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同党闹独立性，并对中央进行要挟。他曾说：“留守兵团如果仍旧归中央管，那么，他们的后勤保障我们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们的后勤，那就得由西北局来管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中央只好决定留守兵团归西北局领导。不仅如此，在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同志之间，他也常常搬弄是非，闹独立性。他曾在毛泽东面前无中生有地诬陷兵团负责人莫文骅不传达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此，莫文骅对高岗很有意见。但考虑到高岗的代表性，毛泽东更多地是做兵团负责人的工作。他对莫文骅劝说道：“你在什么单位工作？”莫答道：“在留守兵团嘛！”毛又问：“（留守兵团）在什么地区？”莫答：“在边区。”毛泽东又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可见高岗当时手中的权力。高岗与边区政府的关系也很不正常，他多次与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德高望重的林伯渠和谢觉哉发生争执。毛泽东出于团结本地干部的良好愿望，对高岗也是多有让步。

    为了取得更大的权力，高岗还挟洋自重。1949年6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前夕，高岗曾向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总顾问（后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的科瓦廖夫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企图挑拨刘少奇同苏联的关系。①高岗在随刘少奇访苏提前回国后，散布对刘少奇的流言蜚语，以打击刘少奇的威信，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意；同时又吹嘘和抬高自己，说斯大林最赏识高岗②，拍过他的肩膀。毛泽东访苏前，高岗又向科瓦廖夫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情况等机密情报，并说，中央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科瓦廖夫把这些报告给了斯大林。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为显示对毛泽东的友好与信任，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但又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非常高兴。”并且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后，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科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其所好，其意图不言自明。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他们互相崇拜。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③。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一个中学教师之家，上过大学，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白区城市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1935至1938年间被派出国工作，回国后到华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兼书记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分管白区工作。他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刘少奇曾称赞饶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他在谭震林、许世友等的协助下，领导军民就地坚持斗争，渡过难关，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与高岗的开朗性格相反，饶漱石城府较深，寡言笑，少交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也极少主动找干部谈心。因此，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强、作风严紧、处事平稳。在生活作风上，他同高岗也截然不同，烟酒不沾，从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正如邓小平在揭露饶漱石座谈会上所说的那样：“饶漱石是个‘单干户’，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

    同饶共事较久的人对饶的评价都不高：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说饶“心胸狭窄，权欲很重”；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说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曾做过他的政治秘书的艾丁说饶是“伪君子”。饶的权位观念很重。曾担任过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回忆说：他原本同饶很熟悉，1928年他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期间，饶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杨称呼其为“小饶”。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调执行部解散，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时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顾问）飞回延安。杨去机场接饶，招呼他“小饶”，饶就像没有听到一样；杨追上去喊一声“饶政委”，饶才答应①。

    对饶的权力欲望有更深切体会的是同他长期共事的陈毅。皖南事件发生后，为纠正项英的右倾错误，中央派刘少奇到华中指导工作，任重建后的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调回中央工作后，根据他的建议，由饶漱石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委。但无论是资历、威望还是能力，他都自知不如陈毅，因而非常担心有朝一日会失去上述职务。于是，出于争权夺利的目的，饶漱石在就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委后不久，即利用高级干部整风的机会，经过事先策划，秘密收集了用于整陈毅的材料。一些不明真相的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命来清算陈毅的新账老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避之犹恐不及。陈毅后来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随后，于1943年10月中旬在苏北盱眙县黄花塘，举行新四军军分会，发动对陈毅的突然袭击，历数陈毅自红四军七大以来所犯的“重大错误”，并集中攻击陈毅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所犯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对这种卑鄙举动，陈毅极为愤慨，当场逐条予以公开反驳，并当众警告饶漱石：“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黠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