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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资本家的普遍心态是“保三望四”,即年息稳得3%,争取4%。陈云经过反复思考和计算,向中央提出,定息的原则应从简从宽,一律定为年息5%。这一决定公布后,全国资本家普遍感到喜出望外,认为共产党确实是太宽大了,内心非常满意。后来,陈云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1956年起,7年不变,如7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一个尾巴。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一些工商业者的忧虑,不少人在合营以后都为发展企业而尽心尽力地工作。
针对改造步伐一再加快、引起资本家情绪波动而影响生产的状况,陈云还一再强调改造要循序渐进,步子要稳妥,对资方人员要妥善安排,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两面夹攻,要尽量使资本家心情舒畅。对资本家原先的牌子,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各种各样的牌子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牌子是祖宗传下来的,把牌子搞掉,他们是会心痛的。”①
情况确实如此。当时在全国各地的私营企业改造都处于一片高涨的情况下,大势所趋,资本家不可能发出公开反对的声音,但是心里头却并不完全是没有想法的。自己甚至家族几代人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企业眼看着要被公私合营,变成国有的了,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难免的。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荣毅仁为例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陈云的上述主张在一定程度减少了资本家的失落情绪。
陈云还指出,对资方人员,一定要全部养起来,而且要量才使用。他说: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对资本家不仅今天要安排,将来也要安排。因为资本家在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这些都是好事情。好事做得越多,得到的好处自然也会越多。
陈云还指出,一定要让有能力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继续当企业的负责人。对此,有些工人可能不理解,会说从前他当厂长、经理,合营后还是他;资本主义是他,社会主义还是他。有些资本家也害怕,当了经理后,工人说闲话,不听他的话。陈云对资本家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听了这个话后,不能生气。因为过去工人与资方长期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情绪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正如两个人刚打完架,要一下子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向工人讲清楚,资本家愿意公私合营,不要他们是没有道理的。现在资本家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工人是讲道理的,是会认识到应该团结资方的。工商业者自己也要改变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对工作的态度。
陈云不仅注意对资本家本人做说服教育工作,还十分注意做资本家家属的工作。在一次工商联座谈会上,有的资本家反映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的说:“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还不抵老婆一席话。”对此,1956年3月,陈云专门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就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解释。
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有些工商业者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刚钻、房产等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提倡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有些人不想捐献,但迫于形势,也不得不捐献。对此,许多家属感到压力很大。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政府不提倡这种捐献,因为一提倡,一表扬,就会形成一种空气,一种压力,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资的人也增资了。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纠正。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不是想要你们增资,这次开会也不是想要你们增资。你们增资一两千万,数目就不小了,但对政府的帮助并不大,反而给你们自己造成困难。大家愿意捐献,心是好的,但是政府希望你们最好不要捐献。已经捐献而造成困难的,要赶快退回去。没有东西捐献的,不要认为不光彩。政府不是希望你们再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你们与政府同心协力,办好企业,建设社会主义。
对一些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的想法,陈云希望工商界不要这样做。因为有的人有条件放弃,有的人家里人多需要定息,不能放弃。有人放弃,就会给没有放弃的人带来压力。因此,他希望大户小户都不要放弃①。
通过这些解释和说明,工商业者家属了解到,公私合营后,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是没有问题的,生活和福利待遇也是有保障的,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太快,加上一些领导人不仅本人不熟悉经济工作,而且对资方原有管理人员的意见又不能虚心听取,使得许多企业的产品质量明显下降。特别是一些名牌产品的质量下降得更为明显。例如,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在合营后就不好吃了。有些人因此发牢骚说:“社会主义还是不如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的羊肉到社会主义后都不好吃了。”这话后来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对此非常重视。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随后,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专门提出:请陈云同志讲一讲,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羊肉社会主义以后不好吃了。并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①
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东来顺”的涮羊肉之所以在合营后不好吃了,主要是因为“我们轻易改变了它的规矩”。他说:“它原先只用35斤到40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而且,“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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