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工农业之间的矛盾（4）

    第六种，合同预购。那时棉花定了预购合同，国家就买到一些。陈云认为，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1300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2000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的粮食多了三四百亿公斤，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粮食缺乏。定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一定卖。

    第七种，各行其是。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是相互影响，不好掌握。

    第八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这样，国家肯定可以搞到粮食，但也有毛病。陈云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对征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云也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这件事要做的话，毛病会出得很多。全国有26万个乡，每个乡大概有3到4个自然村，全国一共有约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就有10万个自然村出毛病。这样就会出现逼死人，打扁担。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两相比较，陈云认为还是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好。而且，这个办法虽然有风险，但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出大乱子。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我们与农民有很好的关系，农民是支持我们的。其次，从我们征收的数量来看，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陈云算了一笔账，当时全国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大约也在300到350亿公斤左右。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陈云以东北为例，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曾搞过征购，它的名字叫“出荷”。它那时征的粮食和东西差不多跟我们东北今年的计划一样，为800万吨。我们的计划是收购500万吨，公粮280万吨。合起来也只有780万吨。它那时的产量比我们低，而且粮食不是运往内地，是运往日本。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兵，“满洲国”还不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靠高压统治，压迫、剥削农民，我们的情况与那时不一样。因此，从数量上看，我们定的征购数量是有可能完成的。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接着作了补充发言，指出：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四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并着重说明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各大区的负责同志，听了陈云的报告和邓小平的讲话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于是，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定下来了。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提出后，在具体实施的初期，因没有经验，在一些地方曾出现过陈云预料过的打人死人的情况，有些农村地区的形势曾一度趋于紧张。以苏南地区为例，据统计，全区（9县1市）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共有3032名干部犯有程度不同的违法乱纪错误，其中县级干部1人，区级36人，一般干部117人，乡村干部2878人。全区共发生带有全乡性的严重事件7起，自杀事件69起，死27人，其中与干部强迫命令有关的20起，死6人，与执行政策有关的25起，死10人。强迫命令不仅手段多种多样，而且情节相当严重。计有吊、绑、打、罚跪（碎砖头、石子）、剥衣服挨冻、拧耳朵撞墙头、查粮“熬鹰”，以至逼、打死人。如常熟县五庄乡在团县委书记和副区长两人强迫命令作风的影响下，全乡45人被打，13人被罚跪板凳，3人被捆绑，3人被打伤，1人被逼自杀（未遂），激起群众的强烈义愤。宜兴县洋诸乡以乡支书、乡长为首，绑、打群众101人，被打伤的18人，致死1人。江阴县云亭乡乡长强迫农民卖粮，贫农俞建如确实无粮可卖，跪哭哀求无效，绝望自杀。该县东新乡干部带领20多人，到群众家里查粮，把一户农民家里的鱼、肉、鸡、酒全部吃光，并自作主张把该户370斤粮挑出去卖掉，还宣布吃的酒饭作为挑粮的报酬。宜兴县震东乡有一个村被查粮的有110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2%，群众反映极坏，说是“强盗抢粮”，“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①。从1955年以后，各地先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农村形势逐渐趋于平稳，统购统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上。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基本保证了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需求，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