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工农业之间的矛盾（2）

    这种由客观实践中得到的正确结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人对于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思想认识，并把它当作惟一成功的模式加以固守。即使是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空前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频繁发生的战争活动也未减弱党的领导人对于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的重视。1945年11月，毛泽东指出：“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①。1948年又说：“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②。新中国建国前夕，他又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③。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④。在这里，毛泽东的认识又有了发展。他把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看作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措施。随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也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沿着这样的思路，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先是严肃批评了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①，并随即于1951年9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虽然肯定在土改后农民有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但着重指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决议》指出，农业的互助合作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在各地并不一定都是截然划分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的。毛泽东在批发这个《决议》时强调：要把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社“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②。

    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毛泽东虽然讲过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臂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和粮食的征购制（对农民的改造）”③。还说过，这两种改造，对于工业化来说，如鸟之双翼、如车之双轮④。但强调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即是生产关系的变迁。他多次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我国绝大部分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①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②，“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③。后来，毛泽东更将这一认识上升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④。当时的统计资料也说明，我国的粮食产量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从总体上看是一直在增加的⑤。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强调要加快改造速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又轻率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将其长期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生产、政权组织的重要原因。

    陈云也曾经将尽快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希望寄托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认为合作化可使粮食产量提高15%到30%⑥。但他很快认识到，农业合作化并不能很快促进农业产量的大幅提高。相反，我国的粮食形势却随着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起步变得越来越紧张。

    在江苏苏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区，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形势本已紧张，一些私营粮商乘机在农村、交通道口设立收粮点，高价收购粮食，使得粮食形势更趋紧张。1952年10、11月间，苏南个别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的5天内，所有上市稻谷全被私商收去。1953年，江苏省徐州专区各县，当黄豆上市时，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以合理价格挂牌收购，但不法私商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从无锡、苏州等地赶来抢购。他们勾结当地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设立10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25万多公斤。陈生用高价收购的办法，一次就收购黄豆3万多公斤。不法私商还在农村大肆买青苗和禾花谷，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6.5万多公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买了青苗或禾花谷。

    私商大肆抢购粮食，致使粮价大幅上涨。一些地方的粮食市价与牌价相差很大，一般均高出10%～20%，有的地方甚至高出30%。如江西赣州稻谷牌价每担5.05元，而私商将其抬高到5.50～5.80元，使国家的粮食收购比重由原占上市量的70%，下降到只占2.9%。湖南、湖北两省的产粮地区由原来的60%～70%下降到10%～30%。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中央报告：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273.5亿公斤，支出293.5亿公斤，赤字20亿公斤。

    陈云看到这份报告后，认为粮食供需紧张的原因，一是因为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使粮食销量大幅度增加；二是因为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另外，还因为当时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造成粮食供应形势紧张的严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