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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被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在解放农民。”①二大后，毛泽东就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的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毛泽东在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中来。他亲自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他在讲课时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②
1926年，毛泽东开始编印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9月1日，第一辑正式出版。毛泽东在为第一辑出版时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③
1926年10月，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首先是制定并落实《目前农运计划》，力图对全国的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其次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于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严厉批驳了党内外关于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糟得很”等的错误论调，热情支持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①。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显然超过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认识。因为就在此前的7月份召开的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规定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能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这篇2万多字的文章后来被编成小册子公开出版。瞿秋白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瞿还称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其后，毛泽东继续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对它进行指导。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到了武昌。毛泽东提议农讲所应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办理，并扩大招生规模和范围。这一提议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②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制造的七九式步枪，每天训练2小时。“四一二”事变后，增加到每天4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毛泽东的这一做法在党内是颇具独创性的。这些受过训练的学员，日后有不少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和邓演达等一起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对农民宣言案》。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③。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就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决。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①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武装问题的重视，为开辟中国革命新路，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
同毛泽东一样，陈云也是在先从事工人运动后，再逐步认识到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
陈云曾回忆说：商务印书馆是他在那里“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②。的确，陈云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不久，就积极投身到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去。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枪杀工人党员顾正红，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举行罢工斗争，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镇压、迫害中国工人的血腥罪行。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演讲和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枪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更为强烈的义愤。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浪潮爆发了。
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陈云除了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外，还主动参加了上街义务叫卖《公理日报》的活动。《公理日报》是由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醒狮周报社、学术研究会、上海通讯图书馆、孤军杂志社、太平洋杂志社、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中华农学会、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等12个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创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如实报道帝国主义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罪行。
每天天刚亮，陈云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义务叫卖《公理日报》。由于报纸敢说其他报纸不敢说的话，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在市民中影响日益增大，加上义务售卖工作搞得好，很快就使发行量猛增到2万多份。
为了支持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陈云还积极参加馆里搞的募捐活动。在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捐出了1000元给上海总工会，5000元给上海临时济安会，转给了罢工工人和学生。陈云等还上街举行了募捐活动。
由于陈云的出色工作，1925年6、7月间，他被吸收为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党团成员，负责发动和领导商务馆的工人罢工斗争。那时的商务印书馆，用工制度不健全，馆里经常录用工资低、精力足的年轻工人，而对年纪大的工人则经常辞退，致使其生活无着。
为了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陈云决定发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进行罢工。他把罢工的时机选择在新学期到来前夕、正是以经营学生用品为主要获利来源的商务馆效益最好的时刻。他经过反复思考和深入分析，认为选择这一时期，罢工斗争容易获得成功。针对一些工人害怕罢工失败、丢掉饭碗的顾虑，陈云分析道：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普遍高涨，这为罢工获得社会同情和支持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学期即将来临，正是资本家赚钱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期罢工，老板必然要考虑到防止生意被同行抢走，因此，只要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取得罢工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事实正是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动员和准备，商务印书馆临时党团决定成立了以陈云为委员长的临时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决定首先发动发行所职工进行罢工，并成立了以陈云为委员长的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1925年8月22日，发行所职工举行罢工。接着，印刷所、总务处职工起而响应。当晚，总务同人会、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陈云再次被推举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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