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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毛泽东和一帮湖南的有志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来到北京。为获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杨昌济先生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职责是打扫房间并登记阅览室新到的报刊和来馆读者姓名。与北大教授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相比，月收入只有8元的毛泽东，由于可以阅读到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对此工作还是觉得颇为称心。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办得非常活泼有生气，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竞相提出，社会活动丰富多彩，给毛泽东以很强烈的新鲜刺激感。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和哲学研究会。他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讲，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对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了解。同时也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思想上很有触动。
半年后，湖南的学生相继出国了，毛泽东认为欲改造中国首先必须对本国的情况有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没有一起出国。不久，因母亲病重，毛泽东返回长沙。
返回长沙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积极参加并实际领导了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底，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湖南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统一举行了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7月9日，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加强了对湖南各地爱国运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毛泽东本人则专心于创办《湘江评论》的工作。7月14日，杂志正式创刊，“以宣传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主张要用“平民主义”来“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并明确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当然，此时的他还不赞成暴力革命，认为强权者也是人，如果用强权来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五四运动的爆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分歧。胡适和李大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实质似乎并未有完全清醒的认识，但向来注重解决本源问题的他，很自然地认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①。但是，一贯注重实际的他不但不反对研究实际问题，反而身体力行地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70多个在他看来急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这说明，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上仍然是矛盾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五四前后，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①。
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此时正热衷于在湖南搞新村建设这类改良主义的大试验。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社会改良主义，如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在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大的传播市场。毛泽东也深受其影响。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和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脚下建立过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担水拾柴，生火做饭。到北京后，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发表的《日本新村》一文。文章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北大学生也曾组织过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继续着他的新村实验计划。1919年12月，他把计划中的“学生之工作”一节向社会公开，描绘了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病院，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认为，这一改造中国的“新村”计划，“陈义不高，简而易行”②，收效很快。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给打破了。于是，他积极投身到了驱张运动中来。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后，无恶不作，不仅纵兵抢劫，滥发纸币，强种鸦片，苛索军饷，而且钳制舆论，操纵选举，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湖南人民从心底里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悲怆呼声。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军阀派系间的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不仅在长沙组织学生罢课，而且还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彬州、广州和上海等地请愿联络，揭露张的统治罪行。他本人也到北京进行活动。在北京，他经过多方联络，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成立平民通讯社，起草发出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等，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在毛泽东的积极活动下，张敬尧的暴行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谭延闿趁势率湘军于1920年6月攻入长沙。但驱张运动后的湖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湖南实行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长期的武人专政下，中国的情况被弄得太糟糕了，一时还没有总解决的可能，不如“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建设”，等10年20年各省都建设好了，再搞总革命。恰在此时，谭延闿为抵制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并收买民心，也打出了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招牌。但是，毛泽东很快就看出了谭延闿的真正用意，便利用谭的姿态，提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湘人自治”，是由工农做主，而非“湘人治湘”，由少数人做统治者，把平民当被统治者，当奴隶。要学习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①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的主张，在本质上不过是其新村实验的扩大化翻版。
但是，即便是这种改良主张，也为当权者所不容，赵恒惕就任湘军总司令后，公开对力主湖南自治的毛泽东施加压力，污蔑他破坏秩序。毛泽东由此认识到：“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并指出，驱张和自治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而应当明确地树起主义的旗帜，“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②
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固然是由于实际斗争的教训所致，同时也与他第二次的北京之行所受到的进一步的思想洗礼有着重要关系。
毛泽东到北京后，曾与当时正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有过频繁的接触。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密切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意留心搜集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还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举办了“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此时虽然对“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③。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增多，越来越被这一科学真理所吸引，特别是在他到上海同陈独秀会晤后，思想方向更趋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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