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1）

    经过反复求索，最终都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

    作为一位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十分关心的有志青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时事政治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以很高的热情一直关注着政局的演变。寻诸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一个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向马列主义逐步转变的曲折过程，并在对各种主义进行反复比较后才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还是在湘乡驻省中学求学时，有一天毛泽东在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读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举行反清起义并有72人遇难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通过阅读《民立报》，他还了解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深为赞同，由此公开发表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政见：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的民国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政府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为了表示与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其他十多个已答应剪辫子却还在犹疑不决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

    1911年10月，爆发了埋葬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昌起义。青年毛泽东为形势所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不愿当学生军，而是加入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把每月7元军饷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虽然这仅是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所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地同士兵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相继宣布独立，不久清王朝宣布退位。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被袁世凯所篡取，但当时的毛泽东却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是青年毛泽东开始形成、确立人生理想的重要阶段。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治学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此前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出“齑其躬（即便是自己鞠躬尽瘁）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确立人生理想，必须要首先找到真理，然后再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对什么才是他所要真正寻找的真理尚不很清楚，但他提出要为人生确立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奋斗的思想却是十分正确的。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做的另外几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事情有：反对当局的媚日外交，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的复辟丑行，举办工人夜校，成立新民学会等等。在分析中日关系时，毛泽东明确提出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并不会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侵华国策，并断言：“二十年内，（中日两国）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在得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签定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想获得日本支持准备接受除个别条款外的大多数要求时，毛泽东当即编印并广为散发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本小册子，他在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激昂文字。

    长沙当时是工人相对集中的一个城市，在一师附近就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等几家企业，粤汉铁路的一些职工也常住长沙。为了解决广大工人遇到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的实际问题，一师及附小曾举办过工人夜校，但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坚持下来。毛泽东就任校友会总务后，提出要重新举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先后三次书写、印刷了大量宣传招生广告，并在街上醒目位置和交通繁华地段广为散发和张贴，还曾请过警察协助散发，但起初几乎无人响应，在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后，毛泽东决定和部分同学一起直接到工人的居住地去进行宣传。在听了毛泽东等人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宣传说明后，工人们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起来，报名十分踊跃，很快就超过了原定的招生规模。工人夜校开设国文、算术和常识三种课程。国文和算术相当于技能教育，而常识则侧重于精神方面。国文内容分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等；算术以珠算为主，辅以笔算；常识则包括历史、地理、卫生、政法等科目。毛泽东本人给学员们讲授历史课。工人夜校一直继续到毛泽东从一师毕业时为止。通过举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对工人的实际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建立了同工人阶级的最初的感情。

    从1916年起，毛泽东与同学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经常参与讨论的有15个人左右，一共讨论了上百次之多。讨论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他们还逐步认识到了“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于1917年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大概是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毛泽东等决定将这一组织命名为“新民学会”。1918年4月，新民学会正式成立，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会章。由于萧子升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经过反复讨论，学会最后决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可见学会成立时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组织。学会还规定了“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等五条纪律。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等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留学，毛泽东实际主持会务。

    此时的毛泽东思想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主张要从本源处着手，对中国社会做一根本改造。他指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因此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主张要“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①。另一方面，他此时所说的大本大源，因受杨昌济的影响，主要是指人心，属于思想道德层面的东西。可见，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主张仍然深受着唯心主义的影响。不过，毛泽东强调思想道德对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性，为日后他强调树立起对马列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并用它来改造主观世界、变革客观世界，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后，毛泽东等就发现改良主张的不可取。他们以业师杨昌济先生的经历为教训，深刻地指出：“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