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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提出了处理职员问题应遵循的具体原则：
（1）职员中70%至90%是下级职员。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
（2）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
（3）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不是一般工厂中的工头），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存在，决不能让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
（4）总务、庶务各部门的主持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仗势欺人，克扣工人、职员的配给、薪资并且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他们占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对于克扣、贪污为数巨大者，应由企业和职工依法追偿。但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主持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以免扩大打击面。
（5）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工厂的厂长、处长、科长，矿山的矿长、坑长等等，这些职员占企业内，高级职员的最大部分。一方面他们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和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对于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产生的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开展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得罪过工人的，要赔礼道歉，以便达到团结的目的。
这些管理人员，一般虽有思想上和作风上的毛病，但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我们许多共产党员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
《决定》还指出：一般职员，即下级职员、技术人员、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和中级职员，他们的劳动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管理方法必须改变。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地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取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①
这个决定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8月7日，《决定》全文就被《人民日报》转载，对各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接管之初，还是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过不适当地打击职员的错误。同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物价暴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导致工人不安，公营企业商品售价太低、出现蚀本等不正常情况。为了寻求应对之策，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在1948年6、7两个月集中进行了讨论。会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东北解放区经济的最新情况和所采取的对策。
陈云指出：东北在公营企业中犯过的主要错误，不在过高的工人待遇，相反，注意工人必要的待遇还不够，而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已有中央批准的关于职员问题的决定。他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是：（甲）大量增发了纸币；（乙）1947年粮食歉收，粮价上涨了10倍。1947年底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食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无调剂市场的余力。
陈云又说：物价飞涨的结果，公营企业中工人实际工资大降。此时企业机关对于工人生活注意不足，3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4、5月间工人大躁不安。5月以后逐步提高工资，并拟订新的工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工薪的实物计算，并大部分支付实物（约占70%）。由于粮价飞涨，而公营企业的牌价，基本未动。因此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现象。例如，300公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10支纸烟价，一盏20支光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1支纸烟价等等。在粮价飞涨的情况下，公家即令按照市价统购，农民也囤粮不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陈云提出，应鼓励农民出卖粮食，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结果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从而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价上涨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格必须主动上涨，但要力求平涨，而非暴涨。在工业生产方面，必须加强计划性，必须制定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有可能则进一步拟订1949及1950两年的生产计划。除国营、公营企业外，还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陈云指出：东北财经工作中还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就其原因来说，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他提出：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来。
陈云之所以能写出这份报告，不仅表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对财政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了，而且反映出他对财经工作本身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更深入了。因此，他的这份报告，也就不仅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而且也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财经工作专家型领导人的地位。所以，当新中国建国前夕周恩来建议调陈云到中央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时，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而陈云刚一走马上任，即取得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稳定物价、合理调整工商业、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等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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