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指出：这一次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10月9日，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14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所做的报告中，谈到审查干部、反特斗争时说：反特斗争是今年我们的一个很大进步。去年共产党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共产党6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6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共产党的妙计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有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兵，这批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使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11月5日，毛泽东在致邓小平等的电报中，要求他们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废止历史上传下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同时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随着广大干部对康生等那些过“左”做法不满情绪的加剧，不少人对运动中那种无休止的乱咬乱斗、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大等等不正常的做法日趋不满，同时，“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弊端与消极后果也日益暴露出来，于是，中央决定从1943年底起，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对“抢救运动”中的过“左”做法进行纠正。
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然后再交书记处讨论作出最后决定。传达的主要意见有：（1）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中，是由熟视无睹到特务如麻，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2）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检查。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扩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的有关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群众运动的掌握领导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3）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将坦白分子分为6类：业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的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在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率先否定了康生关于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70%，初中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他还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在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否定。他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①
毛泽东同意任弼时的分析，说：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些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延安的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此后，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进行了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肃反扩大化中受到错误对待的人，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对此负责任，并先后多次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此，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①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