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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1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1000人。指示还说：“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①7月13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6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两天后，他又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在中共党史上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而把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字，他说：“国特为日特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的。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他还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他炮制的特务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说：“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成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一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去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他威胁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①他还在西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有了。他号召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各地，作为各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政策指南。“抢救失足者运动”由此大规模地展开。
在紧张的氛围中，一时似乎“特务如麻，遍地皆是”。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取非法的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一向生机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各抗日边区，突然之间被笼罩上了惶恐、混乱和不安的阴云。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大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国特、日特、“CC”分子、复兴社分子、汉奸、叛徒、红旗党……被相继揭发出来。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工夫，就挖出1400多名特嫌分子，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成了抢救对象。如西北公学390人中，被打成“特务”的就有208人。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出“特务”1.5万人。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运动”，并将其无限制地扩大化，固然有当时为数不少的领导人在敌我矛盾趋于激化的情况下对敌情的严重性作了不很正确的估计有关，而康生借机售其奸计的个人目的在于：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严重“左”倾错误进行总结，避免全党重犯类似的错误。而康生那时曾积极追随“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到处贯彻王明的错误主张。现在王明等人及其错误路线既然成了清算的对象，曾是王明错误路线积极支持者的康生自然无法逃脱被追究的责任。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惯于见风使舵的他先是率先反戈一击，背弃王明，转而投靠毛泽东，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他见风就是雨，在毛泽东提出要注意防止暗藏的敌人进行破坏时，他大搞“抢救运动”，一方面向人们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向人们表明他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的，同时更为重要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此举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把他从王明宗派集团分开来。
但毛泽东对康生等把“抢救失足者运动”严重扩大化、导致边区气氛骤然紧张、人人自危从而引起许多领导人不满的做法，并不赞成。有鉴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他于1943年7月1日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刊登这样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①同月，他在枣园同绥德专员袁任远谈话时又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7月30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重申了审干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②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暂告一段落。8月8日，毛泽东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强调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说：整风和审查干部是党校6门课程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文化课。他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但由于此时他对“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在这一演讲中，又说了这样的话：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他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都是特务。主要的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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