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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反对康生利用整风机会搞“抢救运动”，打击、迫害领导干部；毛泽东向受到错误对待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脱帽致歉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避免或减少各种“左”右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并正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习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这一运动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促进全党的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广泛的影响，为党的建设积累了极为丰富有益的经验教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运动的后期，也发生了一些与整个运动的目标与宗旨不相协调的严重失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历次运动似乎存在一个规律，即任何政治运动，无论这个运动是以思想整风的形式发动的，还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动机发动的，最后总是以组织上的处理而告结束。而在组织处理中，又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种现实，这个规律总是要顽强地显示出来。即使被人们认为是思想整风运动典范的延安整风，也难免出现这种问题。”①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是指康生假借审干名义而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是因为在他看来，混入延安及各革命根据地的特务、反动分子遍地皆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其根据是：
整风运动发动时，边区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也向边区派了大批特务，伺机进行破坏。特务头子戴笠曾在陕西汉中开办过一个特务训练班，将一些受过训练的特务40多人，分期分批地派到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打入要害部门，窃取要职，长期埋伏，伺机进行策反、情报活动。这些被派到边区的特务，其家庭大多在西北或陕甘宁边区临近的地方，他们害怕被发现后全家受到牵连，于是有一个人主动向边区保安机构作了坦白，并提供了线索。到1942年底，这些特务全被破获。但在这时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醒全党注意反特斗争。1943年5月初，他又提出，要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①。
在此前后，康生通过大搞逼供把仅属于思想问题的王实味等人打成“托派反党集团”，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敌情观念。王实味本是一名作家，由于他对某些领导同志有意见，并且不能正确看待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又因其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思想比较偏激、自由、散漫，在整风运动中，他于1942年2月17日在《谷雨》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又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野百合花》。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他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认为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说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后来，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上发表文章，批评党内某些不正之风，要求“绝对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也产生了一些思想混乱，并在国民党统治区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①。从前线回来的王震在看了这些文章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②
毛泽东在看了这些墙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4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康生提出王实味等人的文风不正，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但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的看法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③。
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康生插手后，座谈会很快变成了批判和反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并把王实味的问题由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陆续有人揭发，说王实味曾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西凡等有来往，并帮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一情况王实味已向党组织交代过，当时王在上海无正当收入，靠翻译或写文章挣稿费过活）。由于这些揭发，王实味的问题就变成了“托派思想”、“敌我问题”，王实味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
由于王实味曾集中批评过陈伯达有宗派主义，陈伯达便反攻王实味，说他像水里的蚂蝗，是最没有骨头的东西，也决不伟大，而渺小得像白蛉子一样，会悄悄地钻进纱窗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
李维汉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认为支配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受到反革命的赞扬和欢迎。王实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这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征之一。王实味的言行，不只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对王实味所散布的反党言行、反党活动及其影响，是必须肃清的。他同时指出，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也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座谈会决定：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他根据这种思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坚决反对的；向文艺界抗敌协会提议开除托派分子王实味的会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5月28日，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讲到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情况时曾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①6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②。由王实味问题，毛泽东进一步联想到更为严重的敌我斗争，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坏人”。他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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