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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陈云就介绍他们回到重庆。尔后，他俩慢慢恢复了感情，加上他们在开业过程中又屡屡遭到国民党反动人士的干扰和阻挠，他们的一个孩子生了病，因经济拮据而无法及时治疗，死了。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时前去慰问和治病，何穆在同周恩来等的接触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驱逐日寇出中国，还要推翻整个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每当何穆在开业中遇到困难，周恩来等总是给予必要的支持。此时，在延安的傅连璋写信给何穆，说延安中央医院的院长职务还留着等他去当。所有这些，都使何穆夫妇重新考虑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他们又提出要求来延安工作，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0年12月，何穆夫妇又去了延安，他还动员了几个纯洁、热情、年轻的医务人员与他同行。何穆到延安后，陈云再次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并安排他到中央医院任院长。不久，陈云又安排何穆到晋冀鲁豫的白求恩医院当外科医生。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除了要同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现有的知识分子外，陈云还提出要大力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他要求中央组织部不但要抓吸收人才，壮大队伍的工作，而且还要把培训各方面的人才作为组织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组织部自己不仅要办好组织部党训班，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加强干部教育训练工作。他认为，培养干部，不能小手小脚、慢条斯理，而要敞开大门，成千上万地训练。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类院校，仅在延安的综合性院校就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其中，抗日军政大学在各中央局都设有分校。专业性的有：马列学院，专门学习马列理论，是研究政治理论的高级学院；军事学院，是专门训练军事干部的；自然科学院，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中国女子大学，是培养妇女干部的，隶属中央妇委；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培养青年干部，隶属中央青委；行政学院，专门训练行政干部；等等。除此之外，还举办了很多短期训练班，设有速记和无线电等专业。
从大后方来的青年学生，中央组织部一般都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特长，安排他们进不同的学校学习，然后再进到综合性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使他们坚定政治方向，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一般是，分配去学军事的，先送抗大学习；有专长或可向某一专长发展的，就先分配到专业院校学习；边区急需的护士、工厂技工、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等，则只需进行短期政治培训就分配工作，或不经培训就安排工作；对文化程度较高、理论上有造就的人，选送到马列学院去深造；年龄太小的，先送延安中学、延安师范或保育小学学习。不光对青年干部如此，对老同志及其家属，一般也要先安排学习，然后再分配合适的工作。
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加剧，从国统区和大后方来延安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克服在职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低、文化知识少的不足，便从前线抽调大量干部来延安各学校进行训练，为数众多的前方干部都曾到延安的各类学校学习过。
为了使训练工作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同时又照顾到战时的特点，陈云提出了一个训练方针，叫做“现炒现卖”，也就是只能进行短期培训，而不是一定要学到多少系统的理论知识。后来，陈云说道：抗战初期，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几个月，随后就去参加工作。而且在学校中所学的不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而是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气。他主张，在学习中，既要照顾综合性院校，又要考虑专业院校，但学习时间都不要太长，一般三五个月一期。陈云主张，在所有学校中，都要开设两门课程：一是政治课，主要讲党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讲国际形势，目的是坚定学员的政治方向。另一门是军事课，讲授军事知识。另外，他还要求一些院校必须开设党的建设课，讲党的纲领、章程、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目的是为了在全党引起重视，更好地加强党的建设。
在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各类学校共培训干部20万人。其中，仅抗大总部和各分校就培训了10万干部。那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共辖人口150万，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驻地部队在内，共有脱产干部5万人，其中1万人是在校学生。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培训干部的重视程度。
陈云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还表现在他能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要看其主流，用其所长。他说：一个人的每一个长处里，同时也包括着某些缺点。用人就是用他们的长处，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错误的。用其所长，不是用其所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
陈云对傅连璋入党一事的处理就采取了这一态度。傅原是福建漳州的一个个体医生，红军打下漳州后，他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并带着医药器材，参加了红军，随后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陈云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一个被俘军医的口吻，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其原形就是傅连璋。长征到了陕北后，傅连璋被分到边区医院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看病，后来又成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医术高明，工作态度也很认真，经过学习和教育，政治觉悟也有很大提高，因此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但他也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不足，在与人相处时，态度古板，说话生硬。医院里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愿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陈云得知此事后，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的同志多次找傅连璋和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璋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不足，要求他改正；帮助医院党支部对傅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傅的申请进行考察，并在这当中进行教育帮助，而不是将其拒于门外。他说：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连璋在政治上愿为共产主义奋斗，跟共产党走，态度是比较诚恳的，我们不能将其拒之门外。他在艰苦的长征中经受了考验，表现不错，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看他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他在作风上确实是有些缺点，这是可以批评教育的，也应该对他进行帮助。他表示愿做傅连璋的入党介绍人。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和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做傅的入党介绍人，在医院支部大会上作了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最后通过了，傅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傅连璋入党后，工作更积极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卫生部的副部长，辛勤工作了数十年。
陈云对康生等实行的一套“左”的干部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对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向认真负责，慎重对待，当时的“中组部”有“干部之家”的美誉。1938年秋天，丁秀夫妇奉命回到延安，起先以为是被派回来学习的，十分高兴。到了组织部后，陈云问他们：“知道回来干什么吗？”他们高兴地答到：“是回延安学习的。”陈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有一个还是托派特委委员，调回来是审查你们的。”他俩一听就吓坏了，一面急着申诉，一面哭了起来。陈云和蔼地告诉他们，先不要哭，要相信党，事情总会查清楚的。我保证替你们查清这个问题。并安排他们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住下。仅过了两个星期，陈云就去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问题已经查清楚了，他们不是托派。这两个人根本想不到这么快就澄清了问题，很感动，他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①几十年后，他们回忆往事时，仍充满深情地说道：“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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