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围剿”斗争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1）

    遵义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投了赞成票。会后，陈云受毛泽东的委派赴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赴苏联取得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苏联，陈云假托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最早客观、公正宣传毛泽东，宣传红军长征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妄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接着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寻求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后来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惊慌失措，最终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国革命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正式从红色首都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损失极为惨重。面对由“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而造成的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长征以来之所以遭到了惨重损失，前途之所以越来越不够明朗，就在于“左”倾领导人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于是怀疑与不满增加了，要求更换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在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经过多次商量后，提出根据变化了的军事形势，红军已无法按原计划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当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这一主张得到实际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的赞同。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道会议决定红军立即转向贵州。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从黎平向西北的路上，一直争论个不停。王稼祥提出应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争论，张闻天表示赞同，并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张闻天还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有办法，要请毛泽东出来领导。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全面地批驳了左倾领导人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做的辩护，并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下发到支部讨论。会后，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会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久，常委中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会后，他和张闻天、毛泽东一起被指定为会议内容的主要传达者。为此，他起草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有力批评，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则作了全面肯定。

    为了重新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共产国际，并相机恢复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长征以来一直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代表、具有在白区工作丰富经验的陈云去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毛泽东和陈云相识很晚，彼此也未曾在一起共过事，直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云在开幕式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闭幕时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相互间的交往才逐渐增多起来。不过，与毛泽东的赫赫名声和巨大功绩相比，陈云虽已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由于他主要负责指导工人运动，在当时全党已将工作重心转到以武装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背景下，加上他本人不事张扬、沉默奉献的个性，在“左”倾领导人实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的情况下，自然难有显山露水的机会。

    长征开始后，陈云受命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担负着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殿后重任，中央代表实际上握有一切重大行动的最后决定权。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让陈云这位从未在军队中任过职的领导人，获得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也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注意。红五军团在陈云等的坚强领导下，虽然付出了惨重损失，但总算渡过了湘江，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艰巨任务。陈云接受任务后，并没有马上行动。这时，他又接受了担任渡江司令部政委、组织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到现场，就地指挥。当时红军只有不到10只木船，要将数万军队抢在敌人赶到之前顺利渡过去，是一个不小的政治任务。

    部队开始渡江后，陈云坐镇渡口，对部队谁先谁后作出了统一安排，谁都不准不按命令行事。同时，赶紧找船工，做好安排。那些船工虽然都是穷苦出身，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都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一旦毒瘾上来，没有烟土就动弹不得。因此，陈云下令，对船工原来支起的烟锅一律不许动，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来的大烟土，发给这些船工一部分，再多弄些白酒来，充分满足供应。同时，对这些船工进行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让他们进行配合。在陈云的严密组织下，做到船工轮番休息，渡江工作昼夜不停，用了9天9夜时间，终于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将全部红军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对取得主动，实现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红军渡江后不久，陈云按照原定计划，在红军到达天全县后，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由熟悉四川情况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陪同，从灵关殿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重庆，随后到达上海。为便于陈云等的行动，红军在灵关殿故意让被俘的天全县教育局长逃走，由他在路上“巧遇”陈云等人，随后在他的带领下顺利地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部队。

    陈云到上海后，发现上海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便去找还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认识的章乃器先生。通过章乃器，很快见到了章的弟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到自己的爱人家里隐居起来。同时，组织上也派了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和上海煤炭业店员罗希三，对陈云进行掩护。

    在作了这些安排后，陈云一方面通过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告诉时在香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另一方面又通过章秋阳找到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浦化人等，了解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着手实施恢复上海党组织的计划。陈云还通过章秋阳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部有联系。但是，不久之后，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浦化人等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被捕。共青团中央局也遭到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的险恶形势后，指示陈云以及在上海的其他重要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